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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竞争立法几点思考市场需要竞争，而竞争权利滥用(包括不正当竞争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显然是对市场经济秩序的一种破坏。对此，世界各国相应地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限制竞争法(反垄断法)加以规制。相对而言，我国的竞争法律制度起步晚，1993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成为我国竞争法体系中的基本法律。它以反不正当竞争为重点，兼任某些反垄断任务，目前其不科学性与滞后性在司法实践中已明显地暴露出来。因此，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反限制竞争法》(很多学者称之为反垄断法)，已是经济法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 一、竞争法规范的法律行为模式的建立 依照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的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而限制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滥用经济优势，排挤、限制、支配他人的生产经营活动，或采取其他方式图谋避免竞争或排斥竞争以致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的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与限制竞争行为，二者在手段上都有不正当的一面，如不当削价、不当地区差价、强制进行排他交易等，在后果上都有损害公共利益、市场竞争者和消费者利益的一面。但落实到具体的立法上，还有问题尚未解决：竞争法律行为的范围是什么？如何在竞争法中建立相应的法律行为模式，从而保证社会竞争秩序的健康有序? 我国法理学有关法律行为的研究是以民法学研究成果为基础的，总是将法律行为限定在合法行为的范围内。但新的研究表明，把法律行为局限于合法行为范围的观点是不妥当的。经济法学在一定程度上应突破传统民法的概念，特别是在竞争立法中，这种突破的现实意义更为重大：许多实质上的不正当竞争、限制竞争行为由于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以及出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长期考虑，而依法享受豁免，以其实质意义上的合法性成为竞争法中的除外性规定。因此我国在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反限制竞争法》时，法律设定的行为模式、直接目的、功能的着眼点应放在对行为进行管理和控制上，这些模式既应包括非法行为及责任模式，也应包括合法行为模式。前者是对竞争秩序的一种事后补救，而后者则是对可能破坏竞争的行为的事前防范。并且笔者认为在合法行为模式的建立也应和非法行为模式一样，采取“概括加列举式”。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中除外规定中几种简单的除外行为的列举，无法涵盖整个市场经济中理应享受除外待遇的行为，以致该法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保护功能。 合法行为模式与非法行为模式在竞争中的并举，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充分发挥法在竞争领域的保护功能和惩罚功能。在立法上，它能把兼并等这类事先调整的行为自然而然地融入客观主义、行为主义的竞争法律制度体系，从而减少立法障碍，加快立法进程。 二、竞争法中的竞争行为的归责原则 依照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人的民事责任是依据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予以确定。至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也是建立在过错责任原则基础之上的。鉴于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要规制部分经济垄断、行政垄断行为，因此有学者认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民事责任实行推定过错为主的归责原则。但笔者以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归责原则，仍应以采取过错责任原则为宜，理由是：其一，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已不担负反垄断任务，而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体是“平等”的市场主体，没有必要采取具有惩罚性质的推定过错责任原则。其二，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虽仍属经济法范畴，但其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从实质意义上讲仍是一种侵权行为，采取过错责任原则有利于防止原告滥用诉权，损害作为与其地位相同的竞争对象的利益，以防止控方利用反不正当竞争之形而行不正当竞争之实。 限制竞争行为主体、不正当竞争行为主体与其他市场主体相比，有其范围的广泛性以及性质的特殊性。限制竞争行为主体有一个根本的特征，即具有经济优势、身份、市场环境优势、交易条件的优势等方面的优势。因此无论是受害方，还是作为国家代表的反限制竞争管理机关，在追究其责任时都有一定的难度。如果仍然像不正当竞争法中采取“过错责任原则”，由控方举证，无疑会造成究责率低、案子久拖不决的情况。因此，笔者以为，限制竞争行为的归责原则应以推定过错责任原则为主，以过错责任为辅的归责原则体系。这里包含两层涵义：一是在市场竞争领域，限制竞争行为大多是基于独占市场、赚取高额利润为目的。采用推定过错原则，即控方只要能证明其所受损害是被告所致，而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即推定被告有过错，从而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不仅有利于诉讼能力的平衡，保护作为弱者的被害方，而且有利于被控方在举证中对被控行为的前因后果有一个明确的了解，从而减少管理机关反限制竞争的难度。当然在反限制竞争法中对被告的追责理由以及被告的抗辩事由应该尽量规定明确，否则被控方会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