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国策形成及出台(下).docVIP

立宪国策形成及出台(下)尽管此时立宪声势渐起，但朝廷内外，反对的声音仍蜂起不绝，其势力也非常强大。立宪意味着整个专制制度的改变，一旦立宪成功，朝廷督抚、大臣“其权不如往昔之重，其利不如往日之优”。反对立宪者最担心的是自己利益和权势的损失。这些反对者，以一己私利出发，有的对立宪阳奉阴违，有的直接反对，散布消极言论，试图以此影响朝廷决策，煽动官僚对立宪的不满与反对，而在朝廷内部，立宪与否也处于争论阶段。甚至在立宪会议上，双方亦各执一词，交锋激烈。 立宪会议上的争论 据《东方杂志》“临时增刊”《考政大臣之陈奏及廷臣会议立宪情形》，1906年8月28日关于清廷立宪与否的第二次会议，自首席军机大臣奕发言后，即出现了不同意见。 奕赞同立宪，而且主张“从速宣布”。但继他发言的是大学士孙家鼐，他的态度是：似但宜革其丛弊太甚诸事，俟政体清明以渐变更，似亦未迟。孙家鼐用词很和缓，但态度很明确，立宪政体暂时不宜，应该缓行。这与他数年前赞同戊戌维新的态度相反。 接下来发言的徐世昌，他认为渐进的变更，就算推行多年也难见成效。只有大变，才能振奋全国人民的精神。孙家鼐则回应称，了解立宪的国人寥寥，立刻推行立宪，不但无益，可能反而有害，所以还是应当慎之又慎。 尚书张百熙显然不太赞成孙家鼐，他说：“国民程度全在上之劝导，今上无法以高其程度，而曰俟国民程度高乃立宪法，此永不能必之事也。予以为与其俟程度高而后立宪，何如先预备立宪而徐施诱导，使国民得渐几于立宪国国民程度之为愈乎。” 兵部尚书铁良又提出一个问题：吾闻各国立宪皆由国民要求，甚至暴动。日本虽不至暴动而要求则甚力。夫彼能要求，固深知立宪之善，即知为国家分担义务。今未经国民要求而辄授之以权，彼不知事之为幸而反以分担义务为苦，将若之何？ 回答他的是袁世凯：天下事势，何常之有。昔欧洲之民，积受压力，复有爱国思想，故出于暴动以求权利。我国则不然，朝廷既崇尚宽大，又无外力之相迫，故民相处于不识不知之天，而绝不知有当兵纳税之义务。是以各国之立宪因民之有知识而使民有权，我国则使民以有权之故而知有当尽之义务。其事之顺逆不同则预备之法亦不同。 会议开到这里，形成一个转折，下面几乎就是袁铁两人的对话，不赞成立宪的声音也渐渐被转移到如何立宪上来。 铁良接过袁的话头：如是，则宣布立宪后，宜设立内阁，厘定官制，明定权限，整理种种机关，且须以全力开国民之知识，普及普通教育，派人分至各地演说，使各处绅士商民知识略相平等，乃可为也。 支持立宪者渐占上风 铁良是满人中擅长军事的一位，但袁世凯不但擅长军事且长于行政。见铁良转同立宪，并条陈举措，便乘势推进，就立宪之前应办之事，亦一一申述。 袁以一个精彩的比喻为自己开头：夫以数千年未大变更之政体，一旦欲大变其面目，则各种问题皆当相连而及。譬之老屋，当未议修改之时，任其飘摇，亦若尚可支持。逮至议及修改，则一经拆卸，朽腐之梁柱，摧坏之粉壁，纷纷发现，致多费工作。改政之道，亦如是矣。今即以所知道者言之，则如京城各省之措置也，蒙古西藏之统辖也，钱币之画一也，赋税之改正也，漕运之停止也，其事皆极委屈繁重，宜于立宪以前逐渐办妥。诚哉，日不暇给矣。 随之，铁良又提出新的问题：吾又有疑焉，今地方官所严惩者有四，劣绅也、劣衿也、土豪也、讼棍也。凡百州县，几为若辈盘踞，无复有起而与之争者。今若预备立宪，则必讲求自治。此辈且公然握地方之命脉，则事殆矣。对此，袁世凯的对策是：此必须多选循良之吏为地方官，专以扶植善类为事。使公直者得各伸其志，奸匿者无由施其技。如是始可为地方自治之基础也。 沉默许久的瞿鸿接过话来：如是，仍当以讲求吏治为第一要素，旧法新法，固无二致也。这其实是一种模棱两可、可进可退的表达。话已至此，主张立宪的意见显然已占上风。 最后说话的是光绪的弟弟醇亲王载沣，他的话带有总结意味：立宪之事既如是繁重而程度之能及与否，又在难必之数，则不能不多留时日，为预备之地矣。 于是，王公大臣的意见渐趋一致，不是不立宪，也不是马上立宪，而是一种折中形态的预备立宪。立宪国策在这九位与会者这里获得表面上的一致。 其中积极主张立宪的是奕、徐世昌、张百熙、袁世凯，认为可以立宪的是铁良，持保守主张的是孙家鼐、荣庆，态度较为隐晦的是瞿鸿，载沣则持不反对的态度。 由此可见，立宪派在朝廷上层中已经逐渐占据多数，这是清廷必然走向立宪的一个重要因素，更不要说朝廷之外的公共舆论以及士人心向。这是一种“势”，人莫违之之“势”， 8月29日，慈禧召见参加立宪会议的诸位大臣，询问他们会议后的决定。几位大臣均表示应行立宪，原来的反对派鹿传霖、王文韶勉强同意。此刻，两宫（或深宫中的慈禧）即使想拒绝立宪，恐怕也是有难度的。 立宪国策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