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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我”之诗与“作者消失” 　　【摘要】西方文学写作观念的巨变即使在现代诗中亦有体现，然而所谓“无我”之诗仍摆脱不了作者对某种社会角色的认同和对世界与自我的体认。无论被视为“作者消失”观念之发端的马拉美，还是提倡“非个人化”和“客观对应物”的艾略特，他们的诗论都并未真正宣告“作者死亡”，他们的诗歌实践也未能抹去作者的主体性。 　　【关键词】无我 诗 作者消失 马拉美 艾略特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10-0084-02 　　西方文学写作观念的巨变和实相，在现代诗的写作中颇值得玩味。被福柯视为“作者消失”之发端的现代先驱马拉美，甚至早在1895年就呼告，“纯诗意味着诗人必须消失，他将主动权让与词语……。”[1]同属象征派的瓦莱里，也说纯诗探索的是“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所引起的效果，或者毋宁说是词语的各种联想之间的关系所引起的效果；总之，这是对于由语言支配的整个感觉领域的探索。”[2]那么，这些希望如音乐般纯粹的“无我”之诗，是否宣告了“作者已死”？这样的诗作是否也描述了作者的身份认同和对世界与自我的认知？这是我们以“无我”的诗为例要讨论的问题。 　　从字面看，马拉美的纯诗理论的确是“作者消失”的先声，而且与象征主义把诗变成“独立客体”的理想是相吻合的，难怪巴特与福柯、德里达等人都激赏马拉美，并置之于倡导作者消失的肇始者位置，说他“宣告了浪漫主义所追寻的文学崇高的源泉就在于语言自身内部……纯净的纸页上，字句被匿名地阐明，字句在上帝、缪斯女神和人的缺场中被写下来。”[3]然而，尽管马拉美在美学观念上超前地启动了现代写作观念向文学本体论的转向，但作者隐退与巴特等人所谓“上帝的缺场、人的缺场”并不是同一个论域的问题，[4]虽然二者之间有犹可联通。就马拉美来说，他从未在巴特的意义上将作者抬到一个神的位置再加以摒弃；作者在诗中沉默不语、放权于词语也并不是福柯意义上的主体的寂灭。马拉美只不过希望诗能够不再象他所谓的“正统诗体”那样充塞着各种情感和诗人的喋喋不休，他说“直陈其事，这就等于取消了诗歌四分之三的乐趣，……暗示，才是我们的理想。”[5]可见他讨论的只是如何规避诗人情感的直接表白，转而依赖象征发挥词语的魅力。 　　在去世前一年，马拉美发表了形式奇谲的《骰子一掷绝不会破坏偶然》。为制造特有的音乐美和造型美，全诗文字字号大小不一、深浅不同，以乐谱形式排列，诗页上大量留白。诗中意象空灵，遍布光影、颜色、幻觉、抽象的冥思，还穿插了气息神秘的神话传说，意象之间自由跳转，很难说有什么连续清晰的思想脉络纵贯其中。但这样一首诗，不能说它是巴特和福柯意义上的“无主体的”或“去除主体性的”，因为它对视觉效果和音律的刻意讲究，本身就彰显了作者强大的主体意志。同时，也很难说它放弃了对意义的追踪。诗的末句“骰子一掷散落一切思想”，据称就是马拉美的诗歌理念。 　　对马拉美而言，作者的隐退只是一种创作上的美学旨向，其实质与福楼拜、艾略特、乔伊斯等人的“非个人化”美学思想是一致的。这与巴特、福柯以反主体性为本质的“作者死亡”观点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否则，在追溯象征主义的发生根源时，马拉美就不会说，“在一个不稳定的、不统一的社会中，不可能创造出固定的、统一的艺术。社会组织的不健全，使人们感到焦虑不安，产生了对个性发展的严酷要求，而当前的文学运动，正是它的直接反映。”这说明，马拉美虽然主张诗人在诗中止语，但他承认在诗的艺术形式与诗人对文化处境的体悟之间必有关联，一首优秀的诗作应该能够反映诗人以什么社会角色来说话。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马拉美才抨击旧的诗歌“整齐划一、四平八稳的节奏”没有传达出对现代世界的焦虑体认，也才在要求诗人消失的同时还谈诗人的 “个性发展”。所以，尽管福柯和巴特都欣喜地从纯诗理论窥见了“作者消失”的一抹灵光，并借题发挥，但正如论者巧妙攻击的那样，“‘作者’是不能取消的，至少在这个实例中，他们需要确认马拉美是提倡‘作者消失’的作者。”[6] 　　当代批评对诗歌“无我”的误解，也弥漫在对其他一些诗论的理解中。比如通常认为，“埃兹拉?庞德与T. S. 艾略特树立了一个新的‘冷静’的诗歌理想；诗人拒斥华兹华斯对自我的那种执迷。对于庞德，诗人就象雕刻家一样塑造语言结构以使之完全符合（不必是诗人的）情感状态。这不是表现活动而是技术活动。艾略特则论证，……诗不是‘情感的放纵，而是情感的逃避’。”[7]因而这二人也被归于倡导作者消失的理论者行列。而复杂的是，庞德在论意象主义时也大谈艺术家的创造性；[8]艾略特在诗论中虽然倡导“非个人化”，认为诗人只是工具和催化剂，没有什么个性可以表现，但毕竟这条“白金丝”还没有被完全清除。艾略特给“作者”保留了一个去处：作为个人的作者化入了传统。艾略特的“传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