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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偏低原因分析摘要：本文从预防性储蓄的异质性出发，对海南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偏低的原因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进而提出了降低我国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强度的建议。研究认为，较低的市场化程度和收入差距、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年轻的人口构成和较低的受教育程度是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较低的内在诱因；储蓄习惯是影响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重要因素；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城市化率和社会保障水平能有效降低农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 关键词：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异质性；农村居民 中图分类号：F832.22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９０３１(２０11)05－００86－０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5.21 一、问题的提出 自从Leland(1968)提出“预防性储蓄”概念以来，许多国内、外学者对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温娇秀、王延军(2009)估算的1990―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为8.184[1]。易行健、王俊海、易君健(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1993―2006年全国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为11.534，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分别为9.642、10.320和14.694[2]。本文基于1990―200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Dynan(1993)模型和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法（FE-IV）估计海南省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为3.214，海南省东、中、西部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分别为2.580、2.715和2.384。因此，无论是与全国的农村居民相比，还是与全国的城镇居民相比，海南省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明显偏低。本文通过对海南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偏低的原因分析，进一步探求降低我国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的途径。 二、估计方法、数据选取与估计结果的简单说明 本文为与易行健、王俊海、易君健(2008)的研究结果相比较，也选用Dynan(1993)的预防储蓄模型和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法（FE-IV）（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人均GDP和城市化率）对海南省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进行估计。本文选取《海南统计年鉴》和《海南年鉴》1990―2008年海南省各市县的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额、人均GDP和城市化率等数据，利用计算出的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及其平方、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及其平方等数据构成面板数据。 根据本人的估计结果，结合温娇秀和王延军（2009）、易行健、王俊海、易君健（2008）以及廖宇航和赖志杰（2009）[3]的研究成果列出了表1。由表1可看出，海南省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远低于全国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也低于全国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 三、海南省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偏低原因的理论分析 许多国内、外学者运用预防性储蓄理论来探求影响我国农户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因素，并希望找到降低我国农户储蓄率、提高边际消费率的措施。综合相关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造成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万广华、史清华、汤树梅(2003)认为，流动性约束以及工业化是影响我国农村居民储蓄的主要因素[4]。杜海韬和邓翔(2005)的估计结果表明，偏紧的流动性约束增大了我国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5]。Giles和Yoo(2007)对中国农户的研究发现，随着外出务工范围的扩大，农民用于预防性储蓄的收入比重会下降[6]。因此，一个地区的信用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越高，农民面临的流动性约束相对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就会减弱。 2．农户的财富、收入水平以及差距。Jalan和Ravallion(2001)从风险和预防性储蓄角度研究了中国农户的储蓄行为，他们认为，中等收入农户大约四分之一的财富是以流动性高的非生产性资产的形式持有的；高收入农户无须以非生产性资产持有资产，可以维持比较稳定的消费；低收入农户为了维持消费，无法持有大量的非生产性资产[7]。杭斌（2008）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抑制了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需求，如果财富、收入差距拉大，财富的示范效应和竞争心理会导致农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有增强的趋势[8]。 3．预防性储蓄的动态性和异质性。一个地区的文化、居民的储蓄习惯、受教育程度、年龄和风险偏好等都影响农民的预防性储蓄行为。Wilson（2003）认为，对于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跨地区估计一定要考虑预防性储蓄的动态性和异质性，个人的风险偏好、年龄、教育程度等的差异都是造成预防性储蓄动机异质性的原因[9]。万广华、史清华、汤树梅(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