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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意逆志与语文教学的阐释学前提 　　摘要：孟子“以意逆志”的主张虽然对中国传统阐释学的构成意义重大，但因为后世学人片面强调“读者”的重要性，脱离了文本，在阐释的实践中留下许多遗憾与困扰。同时，以意逆志虽为语文教学提供了必要的阐释学前提，却仍无法满足语文教学的需要。就语文教学的现状而言，或许对文本的细读，进而披文入情、缘景明情才更值得提倡。 　　关键词：以意逆志；语文教学；阐释学前提；文本细读 　　一 　　“以意逆志”出自《孟子??f章上》：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於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孟子与弟子的话题本是道德伦理，因为其中涉及《诗经》诗句的解读，后世遂取“以意逆志”一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主要方法论原则之一。然而究竟如何理解“以意逆志”，却因为批评界历来对“文”“辞”“意”“志”等这些基本概念缺乏清晰、准确的界定而众说纷纭。最普遍的一种意见是，“以意逆志”的“意”即读者之意，“志”即作者之志。这种说法始自汉代赵歧的《孟子注疏》：“意，学者之心意也。”又说：“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也。”[1]该解释被后世大多学人接受。宋代朱熹和近现代王国维、朱自清等均持此论[2]，李泽厚也说：“意是读诗者主观方面所具有的东西，所谓以意逆志，就是根据自己对作品的主观感受，通过想象、体验、理解的活动，去把握诗人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3] 　　可见，作为传统文论的核心话语和基础命题，以意逆志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但在具体的解读操作中，以己之意逆作者之志的结果却往往令人忧喜参半，得失参差。最典型的是《毛诗序》对《诗经》中大部分诗歌作品主题的判定。其对《诗经》作出的意识形态误读，也早已为文学及批评史所诟病。[4] 　　甚至有学者通过研究指出，在解读实践中，孟子自己也并未能严格遵循这一原则。如孟子曾以《诗经?大雅?公刘》和《诗经?大雅?绵》来讽劝齐宣王勿以好货好色为借口而拒绝施行仁政。孟子分别概括两首诗的主题为“公刘好货”“太王好色”，以此来回应齐宣王“寡人好货”“寡人好色”的搪塞。而后世学者则普遍认为，《诗经?大雅?公刘》叙述的是周的始祖公刘为迁徙作准备的事情，而《诗经?大雅?绵》写的是太王率氏族由豳迁歧的情况，这两首诗讲述的都是周的历史，周的由来，与“好货”“好色”毫无关系。[5] 　　显然，读者之意说纵容了主观臆断，不仅使汉儒炮制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社会功能主张，将一首首细腻婉转的抒情诗歌生生改造成了一篇篇了无情趣的道德说教，而且，后世所有泛政治的、泛意识形态的解读几乎都有读者之意的观念在作怪。甚至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也产生了误解，以为中国文学批评是主张并宽容多元解读的。事实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虽然也主张 “诗无达诂”，但似乎更反对“异端邪说”，虽然提倡“见仁见智”，但出于对儒家经典权威性的捍卫维护，所谓“仁”和“智”也往往是儒家坚持的正统思想。 　　顾彬谨慎地将“意”理解为“心”，即一种思维活动，认为“以意逆志”即“尽量用心揣摩作者的意图”。但顾彬对这一理解并不确定，在列举了产生的重大分歧后，顾彬表示，将“意”解释为人们研读作品后自己的理解，虽然“可能更符合现代解读文本的习惯，但是通过上下文可以发现，孟子所讲的并非诗的这种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对于他来说或许过于主观了。”[6] 　　二 　　其实读者之意说的最大弊端在于它脱离了文本。阅读当然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但阅读是读者通过文本与作者的对话。没有文本，那不叫阅读，那就叫对话。即使围绕文本，读者之意说仍受限于具体读者的年龄、阅历等因素。也就是说，以读者之意逆作者之志的实现，必然发生在理想读者与理想作者关于文本的对话中。 　　这种种弊端历代学者并非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或者仍坚持读者之意说，但对此观点努力作或多或少的修正，以应对解读中产生的困惑与不足。如朱自清沿袭陈说，定义“以意逆志”的“意”为读者之意，但随后他立即补充道：“逆志必得靠文辞。文辞就是字句。‘以文害辞，以辞害志’固然不成，但离开字句而猜全篇的意义也是不成的。”[7]或者重置问题情境，提出新说。如清人吴淇就说：“汉、宋诸儒以一志字属古人，而意为自己之意。夫我非古人，而以己意说之，其贤于蒙（指咸丘蒙）之见也几何矣。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所以他主张“志，古人之志，而意，古人之意”。[8]吴淇意在通过重新定义“意”与“志”来解决阐释学的疑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