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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观察中国农贷效率一、引 言 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包括制度内金融和农村内生金融，现有文献对制度内农村金融的研究已经很多，然而这些研究多集中于现有农村金融组织改造的技术性措施，没有过多涉及制度性背景。在探讨农村内生金融的文献中，谢平(2001)等认为民间融资是一种有效率的铭行为，也提出了规范农村内生金融的途径，[１]但这些研究也多局限在技术操作层面。张杰(2004、2005)在一个长期视角下研究了中国农户的行为特点，认为农户信贷属于“维生性质”，国家农贷是国家与农户分割农业微弱剩余的产物。在国家和农户之间不存在理性金融市场，农户融资的先后次序是国家农贷、亲友借贷、高利贷。农户碍于“面子成本”轻不言贷。[2][３]现有文献并没有解释农户通过何种渠道获得国家农贷，也没有说明国家和农户之间如何沟通信息。如果没有信息沟通途径，那么农户获得国家农贷的可能性便令人质疑。 二、“生存小农”的界定与信贷偏好 （一）“生存小农”的界定 农户是借贷行为的主体。舒尔茨(W.Schultz)打开了农户行为的理性视角，提出了“贫穷而有效率”的农户理论：农户行为遵循市场理性，会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产出时停止劳动投入。[4]按照舒尔茨(W.Schultz)的理论，我们可以把农户称呼为“理性小农”。另外一个影响较大的流派是以恰亚诺夫(V.Chayanov)为代表的“农户劳动消费均衡理论”，强调农户经济行为并不遵循市场规律，对农户而言最重要的是生存。只要家庭生存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农户便会不断地投入劳动，农户“理性”是在生存与劳动辛苦之间做出选择。[5]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把农户称呼为“生存小农”。比较上述理论，可以看出“理性小农”的基础是经济学理性，而“生存小农”的框架已经包含了新制度经济学视角。虽然在生存和边际产出之间，无法生存则根本谈不到“经济理性”，但“生存理性”奠定了农户行为的制度基础，为分析有着明显传统农业社会烙印的中国农户信贷行为提供了一条独特路径。 毋庸置疑，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在当代农户中，中国都存在乡绅和富裕者，他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具备了“理性小农”的全部要件，他们完全可以适应现代金融框架。但对于大多数农户最重要的生产动机仍然是生存，只是当前生存资料的外延有所扩展，增加了家庭社会阶层变迁、个人养老等因素。这部分农户在农村应该还是多数。我们依然可以把他们定义为“生存小农”。本文对农贷的分析便在此框架下展开。 （二）“生存小农”的借贷偏好 在技术停滞的经济体中储蓄往往不被用于增加资本，而是建设金字塔、教堂和其他炫耀性消费品。[5]“生存小农”生产剩余的用途是消费或者应急，信贷资金也与之相同。这在中国当代农村得到了证明，在一项农户调查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你会干什么”，只有10%的人回答扩大再生产，5%的人回答创业，其他回答则是希望消费或者储蓄。[6] 基于此，我们可以用如下方程表述“生存小农”的信贷行为：设“生存小农”财富效用函数为u(w)=-e??-yw?，其中w为报告期农户财富，y为借贷资金量。可以证明此效用函数具有不变绝对风险规避倾向，[7]“生存小农”希望借贷行为使自身生存可能最大化。函数设计的关键是信贷资金不从事生产，经济上的获益是负的，支付本息的来源是原生产函数，风险概率也服从原生产函数。如果以p代表维持正常生产的概率，q代表农户借款量化后的制度性收益，i代表农户为借款付出的利息率。不以本金y，而是用量化后农户制度性获益q代表总成本，因为在“生存小农”的借贷逻辑中多有无息亲情借贷，这些贷款的成本只能以借款给农户带来的制度性收益来衡量。同时，若农户在的概率上不能维持生产，则无能力归还贷款，此时农户的末期财富为W-iq。 由此，我们得到“生存小农”信贷行为最优化方程式： ?? 由上式可知，若自身的生产不能抵补生存成本，“生存小农”有动机全部以借贷方式补足这些资金。这个结论代表的含义是；“生存小农”无法靠自身生产获得的资金，只有靠借贷补充。 三、内生性农贷与国家农贷效率 （一）农村内生金融的效率 费孝通先生曾形象的将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描述为“圈层”：中国农民活动范围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按照血缘关系紧密程度逐渐递减的“圈层”。[5]尽管“生存小农”有强烈动机获得自身生产能力以外的资金，但资金来源却不外乎亲情借贷和国家农贷。本文将民间商业信贷归结于圈层借贷，农户获得民间商业信贷的首要前提也是借贷双方圈层的存在。 以血缘为纽带的圈层可以被看作一个集体。这个集体的行动逻辑与“经济人理性”不同，与奥尔森所谓市场上的集体行动也不尽一致。农户圈层与“生存小农”的特点息息相关。集体存在的最大目的是维持圈层中每一个人的生存，这或许是中国农民应对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