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改革是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现象重要途径.docVIP

农地改革是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现象重要途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所提出的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途径，到2020年让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除在农村的绝对贫困现象，这也是百年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未竟事业。 众所周知，农村的发展，是一国发展中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中国有着长达数千年的农业发展历程，传统农业依靠租佃制度和以家庭为单位的“耕织结合”带来的活力，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通过精耕细作，达到了在家庭内部“人无遗力、地无遗利，材尽物用”的效益最大化。中国的GDP在1840年以前也长期占居全世界1/4-1/3。但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以后，依靠一种全新的市场经济制度突破家庭、村社、庄园、行会、城堡乃至血缘关系的限制，走向了在全社会乃至全球范围进行资源配置之时，由此所带来的建立在扩大再生产基础之上的工业文明，使社会财富呈现出几何级数的迅猛增长。并由此促进了用大工业一样的技术、生产经营方式以及组织精神来改造和取代以手工劳动进行的、自给自足、墨守陈规的传统农业，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因此，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前提是消除封建主义对农民的统治和奴役，包括消灭封建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及作为其基础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消除农民所受的封建奴役和束缚，使农民成为能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和土地的自由农民。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发生在中国，就是因为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依靠改良的方法不能解决“三农”问题。因而，这场革命的核心实质是通过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来实现“耕者有其田”。但土改后农村的两极分化又导致了不是建立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之上，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加之现代经济基础薄弱，难以大量地吸纳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在农业集体经济的基础上，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始终取代不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它就基本上还是简单再生产而不是扩大再生产，它实质上只是把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扩大成为了村社经济，而在农业生产商品化、社会化方面并未取得质的突破。此后，又因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普遍存在着的“搭便车”行为，束缚了生产力，使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虽然成功地解决了农村中的温饱问题，但由于60％的农业人口对GDP的贡献仅为12％，农民的人均产出平均起来不及城里人的1/10，在社会财富分配中自然居于劣势，而来自近2亿进城打工的农民收入已高于来自农业的收入，但是，两项相加，农村的人均收入也只是城市人口人均收入的31％。当今的收入差距，如果仅从农村本身和城市本身的收入分配来看都还没有那么大的悬殊，农村基尼系数是0.39％，城市内部是0.32％，但城乡统一起来就是0.45％，可见，不平均主要发生城乡之间。这也正是当今三农问题的症结。它也说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潜能在这三十年间已释放完毕。要在12年内让农民人均纯收入翻一番，消除在农村的绝对贫困现象，突破点在什么地方?一方面是通过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来尽可能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农业人口了，另一方面是提高农业经营的规模效益，提高土地产出率。 中国目前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在城市，要以城市人口目前已经享受到的14种社会福利覆盖农村，对社会、对政府来说，目前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到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措施是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这是以输血的方式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根据成都市政府测算，转移一个农村户口约需15万元，假如按此标准要从中国目前的8亿农民中转移6亿农民出来，大约需要90万亿元人民币，而国家每年的财政收人才5万亿，就是全部用于解决“三农”问题，至少也要18年，因此，仅靠输血式的财政支付是杯水车薪。而据海外华人黄鸿年的估计，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自由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地政策，可创70万亿元的价值(见《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11.9)。因此，“三农”问题的根本的出路还应该是如何盘活目前农民手中只有使用权而没有转让权的土地，在让它可以变现的方面进行制度创新。农民若有了对土地的支配权，也就等于有了安身立命以及发展经济的资本。农民若有了对土地的支配权，他可以土地抵押的形式获取创业资本，或用转让土地的收益来购买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应该说也是绰绰有余；他若以土地入股经营农场的方式，不仅可以通过打工有一份工资收入，而且还可以通过年终分红，再增加一份收入。当土地由零碎化的分散经营走向相对集中之时，才可能产生适度的规模经营。只有在农地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条件采用工业一样的技术、生产经营方式以及组织精神来改造和取代以手工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