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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对新农村建设启示摘要：梁漱溟是近现代中国乡村建设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通过中西文化比较衍生出文化失调说，继而发展其乡村建设理论。其乡村建设理论倡导通过开展农业合作和农村教育，以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中国社会结构再造和民族复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对我国当今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新农村建设；农业合作 中图分类号：F303.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8）33（c）-0094-01 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梁漱溟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后的儒家”。梁氏认为，“西洋”是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国是职业分途的社会。“西洋文化”涌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已被破坏，使沿袭数千年的中国社会组织构造崩溃了，而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又未确立，从而导致极严重的文化失调，这就是近百年来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故梁漱溟主张从民族、文化的改造出发，着眼于中国农村，力倡乡村建设。且梁氏于1931年~1937年在山东省邹平县进行了乡建试验，取得了卓著的成果。 一、乡村建设理论的缘起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一个以社会为本位的建设方案，他把中国问题的症结归于文化的衰弱。于是以振兴儒家文化为旨归，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梁漱溟始终认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之所以从农村着手，则因为“中国原来是不像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所以中国建设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从社会运动做起，最直接的则是从乡村建设开始。梁氏认为，旧社会构造崩溃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家族伦理的失败，具体表现为缺乏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因此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就着力于传播科学技术，并培养农民的团体精神，以儒家文化中的精义来塑造梁漱溟心目中的“新农民”，它是中国固有的精神内核与西洋文化长处的沟通调和。 二、乡村建设理论的实践模式及其评价 在乡村建设的具体组织方式上，梁漱溟主张师法古代乡约制度（其核心纲领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规，患难相恤”），实行村学乡学，以求“行政机关教育化”和“社会学校化”。主要方案有建立乡农学校作为政教合一的机关，向农民进行安分守法的伦理道德教育；组织乡村自卫团体，以维护治安；在经济上组织农村合作社，以谋求乡村的发达。总之，这些方案旨在实现“政教富卫”的合一。总体看来，梁漱溟的教育教育理念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并举，科技文化教育与社会伦理教育并重。其乡村建设的构想是一个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的混合体，充满了儒家的理想色彩。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针对当时农村的具体实际，采用综合改革、综合建设、综合治理的方式对某一区域进行试验和实践，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只能获得暂时的、局部的效果，综合建设是不可能彻底、完全推广实行的。梁氏后来也不断地自我反思，他认为乡建运动有两大致命的弱点：一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使乡村工作有行政化的趋势；二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因为乡建运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无法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此外，也由于当时战乱纷飞，民生凋敝，不能给乡建运动提供一个安定的大环境。但不论如何，乡村建设运动作为一种富民自强的有力尝试在当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主张乡村自治，强调农民自教、自救和自卫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农民的主体意识，培育了农民的民主精神；此外，梁漱溟主张乡建运动走综合改革、综合治理和综合建设的道路，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结合起来，促进农村行政、管理、教育和文化各方面的全面发展，这些乡建思想对我国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很大借鉴意义，其中尤其值得我们推崇的就是梁氏一贯主张的通过发展农业合作组织来壮大农村经济力量的改革方案。 三、乡村建设理论对当代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梁漱溟之所以会重视农村合作运动，主要是他认识到了中国积贫积弱的文化根源，即与西方的新教伦理不同，中国人秉持的是一种家族伦理。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而非阶级对立的社会，士、农、工、商四大阶层之间并没有截然的身份区隔，且阶层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流动性，由此导致国民阶级意识的薄弱和参与集体生活的积极性低下。基于此，梁漱溟主张要将散漫的农民经知识分子的领导逐渐联合起来，达到经济上的自己自足和自卫自立。这对当今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一个深刻的启示。在我国人多地少的现实国情下，大力推进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通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来有效增强我国农业的市场竞争力、规避巨大的市场风险将是必然的选择。当然，推进农村经济合作的的发展不能单单只靠上级政府的扶持或是仅仅只靠农户的自发组织，而是需要草根精英的推动。这个精英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