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东部地区体育产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外环境”区位比较优势及发展方式的选择-第1.docVIP

　　我国东部地区体育产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外环境”区位比较优势及发展方式的选择|第1 内容显示中 　 　　3　　体育产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外环境”指标体系的构建 　　3.1　构建体育产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外环境”指标体系的选择依据 　　当人们将体育产业置于整个社会经济大系统中来考察时，不难发现，体育产业的生成、置换和发展是无法摆脱社会经济大环境影响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对体育产业的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首先，体育产业生成与发展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条件是公众的物质文化需要，这种需要的数量、质量、结构及变化趋势决定着体育产业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表明，社会经济的发展必将使人们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化，即从生存性消费向发展和享受性消费转变[2]。体育消费属于发展和享受性消费，这类消费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人们的消费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由此带动体育市场的交易总量和规模的扩张，促使体育产业的发展。其次，社会资本的支持与资源的稳定供给是体育产业发展的基本保证。体育产品的生产、交换、营销均需大量的投入品和各类生产要素的支持，要实现完善的支持系统，只有当社会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时才有可能。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体育产业的生产部门才能源源不断从外界获得各类资金、生产资料、信息、劳动力等资源，并通过有效地吸收和转化促使体育产业的发展。 　　基于上述的分析，本研究以我国东部省（市）体育产业发展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为切入点，对体育产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外环境”进行区位优势研究。为了有效评价我国东部各省（市）体育产业发展的外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情况，有必要建立一个评价指标体系，以便进行评价和分析，为我国东部地区体育产业发展方式的选择提供依据。 　　3.2　体育产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外环境”指标体系的构建 　　以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体系框架[3]作为本研究的基础，该指标体系由社会结构、经济效益、人口素质、生活质量4大类的41项具体指标构成。为了将讨论的内容相对集中，本研究采用了主成份分析、因子分析方法对41项指标进行了遴选和归类（图1）。 　　4　　我国东部省（市）体育产业发展社会经济“外环境”的区位优势分析 　　以《2000年统计年鉴》显示的我国东部11省（市）反映社会结构、经济效益、人口素质、生活质量所属的下维各项指标的实际数据为据，在数据标准化和以主成份分析所得各指标权重的基础上，采用加权平均型综合评价方法，对东部省（市）的社会结构、经济效益、人口素质、生活质量以及“外环境”整体水平进行评价（图2、图3、图4和图5）。 　　从图2的社会结构类指标的综合发展情况来看，北京、天津和上海市发展居前；浙江、江苏和广东省位居第2层次；而河北、辽宁、福建和山东省处于第3层次；海南省居于末位。这个结果表明：我国东部各省（市）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和文教科卫生事业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存在着明显差别。在社会结构方面，京津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有较好的区位优势。 　　附图 　　图1　体育产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外环境”指标体系示意图 　　附图 　　图2　2000年东部省（市）社会结构综合评价结果示意图 　　附图 　　图3　2000年东部省（市）经济效益综合评价结果示意图 　　附图 　　图4　2000年东部省（市）人口素质综合评价结果示意图 　　附图 　　图5　2000年东部省（市）居民生活质量综合评价结果示意图 　　图3显示，上海、北京和天津市的经济效益均高于东部地区其它省份的效益水平，效益优势明显，位于第1层次；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和辽宁省属第2层次；山东、河北和海南省水平较低。这个结果表明：在人均GD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3项指标的综合考察方面，京津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 　　从图4的人口质量类指标的综合发展情况来看，上海、北京和天津市发展居前；山东、福建、浙江、江苏、辽宁和河北省属第2层次；广东和海南省人口质量水平相对较低。这个结果表明：从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均教育经费、每万人在校中学生人数3方面来考察，京津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 　　从图5的生活质量类指标的综合发展情况来看，北京市、广东、江苏和福建省居民的生活质量居前；浙江、山东、海南和河北省居民的生活质量位于第2层次；上海市和辽宁省该指标的水平相对落后。这个结果表明：在职工平均工资、人均绿地面积、人均住房面积的综合情况方面，京津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尽管上海市人均绿地面积、人均住房面积指标水平较低）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有较好的区位优势。 　　通过综合评价的方法对东部各省（市）上述4方面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和比较，结果表明：在我国东部省（市）中，京津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