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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事、安身-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范式

治事、安身: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范式摘 要 范式作为一种特定社会成员共同接受的信仰、公认的价值和技术的总和,反映在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中是“治事”、“安身”的追求。“治事”、“安身”的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范式,是在自在性教育制度中发展和通过强制性教育制度不断强化的。在古代职官教育、职医教育、艺徒制教育和农业技术教育中,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范式体现为“治事、成物”、“试验候症”、“以技安身”、“人为物本”等思想与实验观测、取象比类、问难论辩、观察模仿、示范推广等方法相结合,通过实学思想总结,使“中体西用”成为近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内部文化力量,对近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 关键词 治事;安身;职业技术教育;范式;中国古代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2)16-0067-06 技术是人的基本规定性,人类在“尝试—错误”中积累创造工具、使用工具和适应环境的经验,同时在自然崇拜中通过祭祀、祈祷、巫占等仪式建立秩序,并将通过符号交流思绪和心情形成的集体表象变成公认的观念,创造了价值追求下的生存、生活方式,即文化。古代文化的成果,一方面被“圣人”垄断着,在对世界现象与神秘力量的解释过程中转化为知识和技术,形成“思想”对“知识技术”的统领;另一方面,被“圣人”掌管的下级职官并不参与“神秘化解释”,只是进行着具体知识与技术的操持和世传。教育作为实现人的社会化的“中介”,一开始就诠释了“职业是教育之根,教育是职业之果”的本质联系。在以职业为发端的中国古代教育中,“思想”的知识不仅具有毫不动摇的统领地位,而且是专为培养“治术”人才所用的,技术知识及其操持的规范是为培养“治事”人才所用的,“治事”、“安身”是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范式。 一、中国古代知识及职业技术教育范式的形成 范式是一种特定社会成员共同接受的信仰、公认的价值和技术的总和。形成或改变一个范式,人类都需要许多的积累[1]。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是在自然封闭、气候温润、适宜农业生产的环境下开始生存和生活的,最初的知识技术探索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知识是人与自然互动的中介和保障,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很长时间都是处在与生产、生活直接联系的技术知识的发展与总结之中,人类长期追求从自然中解放出来,总是试图通过技术占有和支配外部世界,技术是人的基本规定性。 中国古代先民在自然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着知识技术的积累,一方面不断总结来自生产、生活经验中的实用技术,另一方面又迷茫于自然界的无穷变幻之中,怀疑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支配能力。对于宇宙的认识是先民们最迷茫的,来自生产实践积累的宇宙空间知识和历史时间知识,一方面给思想世界提供一种经验与技术上的合理性支持,另一方面又被思想世界转化为一种方法论来解释这些知识,“通过象征、暗示与种种相关的仪式,把一种据说正确的、符合自然规律的空间格局传达给人们,使人们建立合理的思想基础,并使人们各种各样的观念与思想在这个基础上保持统一连续与和谐”[2]。这些知识一方面通过传授和实际运用,逐渐汇聚在种种实用性知识与技术中,另一方面被公众化和理性化,作为公开的教育材料,逐渐形成种种经典及思想。这些思想还没有完全隔离并排挤它所依据的知识技术的时候,很多技术知识与思想是相通甚至是混融的,但思想的方法论地位已决定了其对于知识技术的统领。 从中国古代社会所经历的农业与畜牧业、手工业与农业、商业与农业的三次社会大分工,石器、铜器、铁器的使用、制造技术的进步和各个生产部门的独立及由此引起的职业分工来看,职业技术教育至迟发生并存在于石器时代,或原始社会已经能够提供个人学习的“可靠方法”的人类活动之中的“前制度化教育”阶段,很早就有了“士、农、工、商”的职业划分,提出了相对“四民”的职业要求,开展了劝工、劝农等职业教育活动,历史地诠释了“工具和教育是人类进步不可分割的中介”和“职业是教育之根,教育是职业之果”的真谛[3]。最早期职业技术教育的“口传身授”是个人学习的“可靠方法”,经验技术实用知识完全靠这种方法世袭传承。在思想世界形成中,被称之为精神或道德层面的“思想”与一般社会生产、生活知识逐渐分离,从而成为促成新范式产生的根源。按照思想史学家的认识,古人的意识活动超越了实际生活和生产的具体意味,具有了“非实用性”,能够以图饰、器物或文字符号交流思想与心情,将交流而形成的集体表象变成共同认可的观念,掌握着这些观念的人都是早期的官吏。在殷周时期,“宇宙秩序”通过“巫”、“史”、“祝”、“宗”作为观念在仪式中体现,作为秩序的象征性表现和合理性来源,以数字形式进行传递、暗示与规范,建构着一个重要文明时段的集体信仰和价值认同。到了西周时期,职业分化和职官分类管理,“巫”、“史”、“祝”、“宗”仍掌管对世界及其秩序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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