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处辉：亲历恢复研究生教育30年感想与思考.doc

　　王处辉：亲历恢复研究生教育30年感想与思考 实现规模扩张　更要追求质量亲历恢复研究生教育30年的感想与思考 　　 　　我国从1978年开始恢复研究生招生，至今已经30年了。我是恢复研究生教育以后的第二届研究生，1991年成为硕士研究生导师，2000年成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可以说，我是恢复研究生招生30年的众多亲历者之一。 　　 　　近30年来，我国的研究生教育经历了一个大发展、大改革、大提高的过程，经过30年发展，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大国。可能是因为近30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太快，从事高等教育的人们不断面对新挑战和新机遇，大多急急遑遑往前赶路，很少能静下心来回望30年的历程。静下心来总结研究生教育30年的发展变化，确实感慨良多，亦喜亦忧，复杂之心情，一言难尽。 　　 　　研究生教育实现跨越式大发展，可喜！ 　　 　　我之所喜，是近30年来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取得了跨越式的大发展。以授予硕士学位人数为例，我获得硕士学位的1982年，全国当年获得硕士学位者共5773人，获得博士学位者仅13人；到2005年，全国当年获得硕士学位者已达208007人，获得博士学位者达26392人。截至2005年底，累计授予博士学位达159376人，累计授予硕士学位达1201000人。这些研究生教育培养出来的高级专门人才是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当今活跃在社会主义建设第一线的高级专门人才，大多是经过研究生教育，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所以，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和培养制度以来，高等院校通过培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建设作出的贡献之大，是不可用数字估量的。他们本身早已成为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没有教育特别是没有高等学校、没有研究生招生培养制度，在当今科学技术为主导的时代，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何以提高？综合国力何以提升？研究生培养能力的不断增强、研究生招生规模的跨越式发展，可以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作为恢复研究生招生培养制度的受益者，我感到幸运；作为一名指导培养了五十多位博士及硕士的研究生导师，我感到自豪。 　　 　　研究生培养出现本科化倾向，堪忧！ 　　 　　我之所忧，是近年在研究生实现规模化培养的同时，研究生培养方式的本科化倾向日益严重，研究生培养理念出现快餐化倾向。 　　 　　我1979年开始在南开大学历史学系师从著名史学家郑天挺先生，攻读明清史专业。回想当时的研究生招生和培养，有许多方面与现在不尽相同： 　　 　　那时候每个导师招收的研究生数量很少，他们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培养为数不多的几名研究生身上。和当下的研究生培养相比较，可以说，那时的导师们是把硕士研究生作为当下的博士研究生来培养教育的，甚至比现在我们很多博导培养博士研究生还要精致一些。 　　 　　当时的师生互动较多，导师对培养研究生尽心尽力，倾注全部心血。我读研究生时，郑天挺先生是南开大学副校长兼明清研究室主任。研究室的所有学术活动，他都要通知我们参加，所以我们与研究室的老师们都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郑先生要求我们把每周所读书目，写在一张卡片上，放在明清研究室为我们每人指定的一个卡片盒子里，随时备先生了解和检查，同时还规定我们每两周一次，在固定时间一起到先生家里去，由先生为我们答疑解惑，指点迷津。 　　 　　当时的毕业论文的评审与答辩十分严格。硕士论文的评审与答辩都是请国内顶级专家。这在当下的硕士论文评审与答辩中，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我在硕士论文答辩时，学校明清研究室的老师们都出席旁听，这种情况在当下也是不大可能出现的。 　　 　　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91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当时每位导师每年只指导一名研究生。我给他们上课，师生十余人一起研究学术，师生之间互动很多，研讨课上，每人都有报告研究心得的机会。每门课程将结束时，我总要请所有研究生到我家吃饭，在饭桌上师生谈学术，论人生，3年时间，师生之间打成一片。 　　 　　又过了10年，到2000年我开始指导博士生时，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学系每年招收硕士研究生30多名，一个学期下来，导师除自己直接指导的学生外，对其他学生，不一定叫得上名字。我请所有硕士生到家里吃饭的传统也被迫取消了。学生轮流发表研究心得的上课方式也不好用了，给研究生上课变得与给本科生上课相差无几。我一人指导的在校博士生和硕士生达15名以上，要用过去的方法来指导如此众多的研究生，明显觉得力不从心。研究生扩招之后，国家和学校交给我们的任务太多太重了，这使得研究生授课方式、师生互动频度与质量不得不随之有所变化。 　　 　　提升研究生培养水平，重中之重！ 　　 　　当我看到中国的研究生培养规模直追世界第一教育大国时，心里无比振奋，但我也在思考，我们的研究生培养质量是否达到了国家与社会提出的高要求？高等教育要实现大众化或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