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国际定位是调整对外战略基本前提.doc

准确国际定位是调整对外战略基本前提近来要求调整中国现行对外战略的声音不绝于耳。有的文章指出，当代中国应该走结盟的道路；也有的认为，中国需要向周边弱小国家提供安全保护；还有的指出，中国应该放弃韬光养晦的政策。这些观点都从某个角度对中国的对外战略提出了颠覆性的思考，不能否定其中的参考意义。但是，首先要明确的是，准确的国际定位是调整对外战略的基本前提。 所谓国际定位，就是对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中的角色和作用做出判断和评估，使本国具备的能力与其要发挥的国际作用相匹配。这是一个主客观相结合的过程，二者如果偏离，就会使本国国家利益受到损失。主观评估低于实际能力，就有可能丧失本国的发展机遇，使国家利益的拓展受到束缚，国际作用的发挥受到抑制，直接影响国际地位的提高；主观评估高于实际能力，其对外政策将会超过本国的实际需要，导致在外交上片面扩大战线，徒然增加国内负担，拖累国内继续发展的进程，后果严重的还会导致亡国的命运。 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对本国国际定位不准确的事例很多，绝大多数都犯了定位过高的错误，远的有近代德国，近的有苏联。近代德国在统一的过程中极大冲击了当时的国际力量体系，但欧洲大陆强国的国际定位使德国的野心始终保持一定的克制，首相俾斯麦所有的外交努力都是使德国避免或推迟与其他欧洲大国发生直接对抗。他在欧洲大陆编织了一张互相掣肘的同盟网络，这个网络使英国、沙俄、奥匈帝国等欧洲大国处处受到羁绊，力量受到牵制，巩固了德国脆弱的周边安全环境。但1890年后，德皇威廉二世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严重膨胀，他把德国定位成世界帝国，不再恪守俾斯麦时期的外交政策，从而与沙俄和英国这两个强国走上对抗的道路，把它们推向德国的传统敌人法国一边，促使英、法、俄三国结成同盟。在当时，德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虽然十分强大，但远没有达到以一抵三的程度，最终在一战中被打败，被迫割地赔款。 苏联在二战后也是犯了国际定位过高的致命错误。战后，苏联因为在二战中的巨大贡献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威望，获得了应有的国际尊重，苏联很快走上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苏联认为社会主义掌握着历史主动权，社会主义正处在历史性的进攻阶段，错误的理论认识导致苏联政府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而对美国的实力估计过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甚至预测，到1985年后苏联就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行使自己的意志。正是基于这样的国际定位，苏联更加疯狂地扩充军备，使常规力量和核力量并驾齐驱发展，耗费了大量的国力物力，在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上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到80年代初期就尽显疲态，难以为继，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居民生活保障水平不断下降。更可悲的是，当苏联企图进行战略收缩的时候，已经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奉行近半个世纪的遏制战略之后，又用“超越遏制”的战略把苏联推向了历史的深渊，最后使苏联分崩离析。 与此不同的是，有的国家对自己的国际定位比较准确，从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这些国家都能获得难得的发展机遇，使自己的国际影响力稳步提高。加拿大就是这样的范例之一。二战后期，加拿大的思想家提出了“中等国家”的思想，二战结束后，加拿大政府接受了这种思想，在国际上公开称自己为“中等力量国家”。 中国在国际定位问题上，既有严重的教训，也有宝贵的经验。“文革”时期，受极左思想的干扰，中国一度把自己定位成“世界革命中心”，在外交上四面出击，搞意识形态输出，引发了多起外交纠纷，导致中国的外交环境恶化。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家领导人指出，中国既是大国，又是小国——大国就是人口多，土地面积大；小国就是在经济上还比较穷，属于发展中国家。这种全新的、充满辩证法内涵的国际定位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折冲樽俎，游刃有余。依据这样的国际定位，中国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和维护世界和平，有力维护了本国国家利益，提升了国际影响力。 改革开放已经历了30多年，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比，如今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实力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由于其稳健的国内政策和务实的外交举措而更受国际瞩目，调整外交战略的呼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问题是，中国的国际定位是否进行了调整呢？更深一层的问题是，中国的国际定位是否有调整的必要呢？我们只有把这几个问题搞清楚，才有可能谈及调整对外战略的问题。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