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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林党及明朝党争研究其内在背景明代自英宗以后，政治和社会里有一种现象，一般士大夫阶级活跃的运动就是党，一般读书青年人活跃的运动就是社。党争的一方，不言而喻的是天子、内阁、宦官握有权力的一派，另一方则是竭尽死力斗争的东林党以及作为其后继者的复社成员们。从历史上看，东林党并不是一个政治团体，更不是一个党，所谓“东林党”实际上是政敌把它诬为“朋党”之后的一种称呼。历代朝廷大臣权贵，凡是要攻击政见不同者，往往攻击为“朋党”，由此引起党争、酿成党祸的事情是很多的：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之争，北宋的新旧两党，以及明代东林党争，都是比较重大的党争党祸。 明代的党争始现于宦官专权以后，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为防止宦官专权而令“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到了明仁宗时期为了限制内阁达到权力之间的平衡，打破宦官不许读书认字的惯例开始教授宦官学知识，从而为以后宦官控制批红权把持朝政埋下伏笔。明英宗以后，宦官势力的膨胀，干预政治的能力遂滋长。比如英宗朝王振、武宗朝宦官刘瑾、熹宗朝宦官魏忠贤等，都曾干预朝政、打击士人官僚。其中最激烈、最残酷的当数熹宗朝魏忠贤集团与东林党人之争。 东林党人因无锡东林书院而得名。万历三十二年即公元1604年， 在无锡，顾宪成等以复活宋代杨时的形式设立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开展里邑间的讲学。杨时是宋代二程的门人，开拓通向朱子学之道的思想家。东林书院具有私人性，有着和“公”相对的“私”塾性质，正由于是“私”他们才能获得自由地批判时政的在野性视角。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书院讲学的八人，被称为“东林八君子”。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为匡正时弊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竞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而加以无端攻击诋毁。这就是“东林党”的来历。 明末的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以汤宾尹为中心的宣当，以顾天峻为中心的昆党和以沈一贯为中心的浙党以及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双方从争国本开始到李三才反对矿税之祸以及以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为首的三案。天启年间，东林党由于扶持熹宗即位有功而命运出现了转机，当时的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的支持者，可以说明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都被东林掌握，他们从在野的清流成为了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明史》记述此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 阉党是以魏忠贤为核心人物的宦官集团。熹宗不喜欢管理朝政，只喜欢木工，经常沉溺于此，不觉厌倦，而魏忠贤总是等熹宗做木工的时候故意拿出一大堆奏章出来让熹宗批阅，而熹宗这时总是不耐烦地让魏忠贤去处理，时间长了，朝中大小事务都由要先请示魏忠贤，魏忠贤也就执掌了朝政大权，被东林排斥的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形成了强大的力量。朝中巴结魏忠贤的人也越来越多，魏忠贤也被人称为“九千岁”。杨涟上书陈述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状，但是反而被罢官，从此，魏忠贤就对东林人恨之入骨。天启五年即公元1625年，魏忠贤对东林党采取了残酷的镇压行动，他借熊廷弼事件，诬东林党的左光斗、杨涟、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加上自杀的顾大章被称为 “前6君子”有贪赃之罪，大肆搜捕东林党人，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冤死狱中，天启六年，魏忠贤又杀害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7人，史称“后七君子”东林书院被限期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 曾经掌握朝政的东林党，在短短四年后就被宦官魏忠贤驱尽杀绝，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掌握政权的时候坐失良机。作为当权的群体力量，他们没有赶快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方案，又对阉党的丧失警惕，提出了一个“笼络群奄”的错误政策，姑息养奸，试图劝告魏忠贤不要干政。面对着日益强大的阉党，他们不用武力做后盾，在阉党步步进逼的时候，一味息事宁人，妥协退让。所以很快丧失了在朝中的优势地位，被阉党轻而易举地消灭，成为千古冤案。明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后，惩处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同时昭雪平反东林党人冤案。并下旨修复东林书院。东林党人虽然又一度入阁，但不久，到袁崇焕被捕治罪以后，东林党人又被迫退出内阁。 从表面上来看，明朝的统治者消灭了一群不安分子，保证了当权者的权位，是统治者的胜利，但是这对王朝而言与其说是凯歌不如说是挽歌，像东林党人这样不惜一己安危，用自己的信念和道义来扶持王朝，挽救世道，最后却被他们所信任和效忠的统治者所屠杀。一个封建王朝到了靠屠杀忠臣以维持一时的所谓“稳定”时，这个王朝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万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