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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西报人角色冲突看中西文化价值观念迥异摘要：中西报人在政治和传媒之间的冲突表现迥异，实质是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归根溯源是中西文化与其所属的民族文化是整体对应的，民族文化的不同导致了文化以及文化价值观念的不同，所以在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下，“和而不同，和中求进”应该是我们文化价值观念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新闻文化 价值观念 和而不同 和中求进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1-0038-02 在20世纪20年代和80年代西方的文化理念传入中国，在中国这块特殊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却结出了和西方不一样的果实。究其原因还是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造就了中西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探究中西新闻文化价值观念的异同希望能对我们今天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借鉴的意义。 1 中西报人在政治和传媒之间的冲突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政论家和报人。沃尔特·李普曼（1880—1974）则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政治专栏作家和新闻记者。他们都是多产作者，一生各发表政论、专栏文章一千多万字，出版著作多部，在各自的国家有广泛的影响。梁启超是中国晚清时期“舆论之骄子”，李普曼则是西方新闻界“最伟大的新闻记者”。将这两位中西方典型的记者作代表来分析，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了解中西文化观念在报人角色冲突上的外化。 梁启超和李普曼在其新闻生涯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者都是以政论家的身份和特点出现的报人、记者。在他们的文化传播实践和思想中，对于政治问题都倾注了相当的心力。对文化与政治关系的看法和处置也就成了两人传播观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 2 文化价值观念的不同 如果说梁启超是以政治家的身份从事新闻事业的话，李普曼就是以一个记者的角度来关注政治的。两人都是著名的记者，又都与政治有着联系，不同的是：梁启超以政治为主，而李普曼则恰恰相反。《李普曼传》的作者称李普曼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满足于当一个预卜吉凶的神人，而不想当一个殉道 者”。[1]虽然，不论是梁启超还是李普曼，在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中，政治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但同样的李普曼“更愿意对权力进行分析，而不是身体力行。所以他选择的生涯是参与其事与超然物外两者的结合，形成独具一格的统一”。[2]李普曼认为新闻既可配合政治又并不直接隶属于政治。新闻与政治离合有致。政治和传媒的冲突一直纠缠着梁启超的一生，虽然他三次欲离开政界，但都又因觉得自己失职而作罢，最终做了一个殉道者。 梁启超和李普曼的不同折射出的是中西文化价值观念的不同：中国偏向以舆论引导为主和西方偏向以追求利润为主；中国更注重工具理性而西方更注重价值理性。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自公元前841年至清末，只有太史采风、兼听天下、通达民隐、教化蚁民等等一整套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而西方自廉价报纸产生以后，传媒的社会角色就把重心转移到了追求利润上面。至于工具理性，晚清时候的知识分子又何止把新闻当作一个救国家于水火之中的利器？他们从西方的坚船利炮到宪政制度，以至于学术思潮，那个不是报以工具理性的目光来拿来为我所用的？ 3 民族文化的不同导致了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 文化的核心是文化价值观念，价值观念定向和建构着文化，这种对个体的定向功能和对文化模式的建构功能来自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也就是说个人的文化价值观念表现的是群体所处的文化。文化与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同时作为一种文化模式或者文化类型总是从属于各个不同的文化范畴。那么到底是那些因素导致了中西文化价值观念的不同呢？ 3.1异位文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的差异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还不知出版自由为何物时，西方的资产阶级已经利用出版自由的这一理念推翻了封建帝国的统治，且在掌握政权之后又抛弃了这一理念。20世纪初，随着资本的迅猛扩张以及工业技术革命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由于人口的城市密集化和流动化，导致了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种族、不同职业和阶层的群体利益激烈冲突和意见相左。此时，中产阶级迫切需要的是对现实的经验的说明、对矛盾冲突的各利益群体的调和、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审慎，他们需要找到施展权能的理论根据。[3]此时已经没有什么大的阶级矛盾了，问题都是国家内部各种利益的冲突，那么自然不需要象梁启超似的殉道者，而李普曼式的观察者就应运而生了。在国家的这条大船上，他们只需要站在船头，把握航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已。 3.2群体认同与个人本位 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网络决定了中国人的命运不只是关乎自己一个人的事情，他同时担负着家族和国家的责任。这种对国家的责任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对人类共同的利益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