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近中国历史文化语境教育史探究.docVIP

切近中国历史文化语境教育史探究于述胜：此前刘海峰教授关于“为己之学”的评论，与我的话题“境”密切相关。提倡“为己之学”，确为中国文化教育重要特点之一。学未“入境”，自不切己，何以“为己”？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连续不断的“教育史学危机”，甚至“全面危机”的呼喊声中，中国教育史学还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无论何种学术，均以“求真”为根本旨趣，只要它能增进人类知识、启迪人们的智慧，即获得了其自足价值，并无“危机”可言。人们所言“危机”，关注的大半是“致用”环节：要么是其“吃饭的家伙”出了问题，要么是其学没有获得足够的社会轰动效应。此与求真关涉不大，暂可不予理会。但对于一个充满求真热情和历史使命感的学者来说，危机感乃其使命感驱策下的天然焦虑，无之即不成学术。 对于中国教育史研究来说，重要危机之一可能是：我们将求何种真？又如何求其真？大家知道，教育史既是社会科学，也是人文学科。从总体上看，中国教育史学科在体现其社会科学特质方面还比较充分，体现人文学科特质方面则相对不足。教育思想史研究中“目的—规律（原则）—方法”之流行话语，即是其重要表现。在我看来，人文学科的根本特质在于其关注并呈现人类的发展状态、生存困境和历史命运。为此，它不能不把“入境”（研究者在尊重、同情、体贴和理解中切入历史情境）、“构境”（重构或建构历史的语境、境域或态势）和“引人入境”（引领学之、读之者进入历史情境）当作自己的探究和表达方式。“引人入境”本身，就是其人文学价值的重要体现。在此，我仅以对于孔子之“学”的诠释为例说明之。 《论语》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开篇；孔子在自述时还不止一次地谈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事业；《论语·为政》那段“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述，被清儒李二曲视为“夫子一生年谱”，李氏还相当恰切地评述道：“自叙为学次第，绝口不及官阀履历事业删述，可见圣人一生所重惟在于学，所学惟在于心”；孔子自己还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不难看出，在孔子的精神世界中，“学”为他所特别看重、奉持终生。这个“学”到底指什么？今人的教育史著述，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孔子所说的“学”纳入我们的教学认识论框架中，不假思索地把它理解为与“教”相对应的“学”，即以知识、技能的授受为基础，以能力和品德的养成为目的的对象化、工具性活动，并据之总结出诸如“学、思结合”（有的还扩大为“学、思、行结合”）“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好知乐学”“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之类的教和学的原则、方法。很明显，这是基于“工具—技术”视野的中国现代学术思维，在教育史研究领域的自然引申。这种理解，我们不妨称之为“学事”说。 可是，古人并未做这样简单化的处理。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把孔子的“学而不厌”表述为“学道不厌”。在“道学”盛行的宋明时代，“学道”更成为理学家们对孔子之“学”的普遍诠解；与之相通的，尚有“儒者之学”（与“词章之学”“训诂之学”等相对）或“学为人”等。此类诠解，我们不妨以“学道”说概之。 今儒张祥龙对上述诸说皆有所不满，认为它们的共同问题是让孔子的“学”完全受制于“所学”，总遗漏了孔子讲“学”本身所蕴含的那样一种更纯粹活泼的意思。他自己的看法是：“学是这样一种活动，它使人超出一切现成者而进入一个机变、动人和充满乐感的世界。”此说不妨称之为“明心”说，富有启发性，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不过，认孔子的“学”为“明心”的活动，难免有“以心求心”之讥。它会与人错觉：孔子似乎在倡导一种无对象、无内容的空洞之学。其实，“学”有无对象或心理指向与是否把所学对象化，完全是两回事。对于孔子具有根本意义的“学”，是有其心理指向的，它是每个学习者的日常生活本身：贯穿于生活的各种场景，囊括了人生的各个阶段。如果超越“规律—原则—方法”这一技术化视野，在同情与体贴中切近之，我们将会发现：对于孔子来说具有根本意义的“学”，并非服于任何外在目的、对象化、工具性的知识活动，而是一个人不断自我超越的生命和生活历程，其间充满了精神张力和乐感韵律。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孔子学境中精神张力的集中体现。其中，“志于道”让“据于德”向未来、向可能性敞开，故能“据”而不“拘”；“据于德”让“志于道”承续既往、立足当下，故能“志”而不“虚”。“依止于仁”不是把仁作为一个孤悬的对象去捕捉，它需要人投入、烦忙于日常生活，尤其是那些满足生活所需之基本艺能的习得与运用之中，故要“游心于艺”，让仁心激活于艺境；“游心于艺”，不只是获得生活的技能和情趣，它同时要通向生命的意义之源，故须是“依止于仁”。一“依”一“游”，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一“仁”一“艺”，内外相须、德艺相涵。 而“兴于《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