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知心理学视角分析词类划分.docVIP

　　从认知心理学视角分析词类划分 　　我们为什么要划分词类？作为一种语法研究方法，词类划分体现了怎样的哲学观和认知观？词类所示意义与话语深层结构有怎样的关系？如何才能摆脱汉语词类划分的困境？本文将从认知心理的视角寻求问题的答案。 　　一、汉语词类划分的困境 　　词类划分一般遵循以下几类标准。 　　1.词法形态标准。具有悠久的欧洲语法学传统，对形态丰富的印欧系语言等适用。它发生于古典希腊语地区，传承于拉丁语地区，又主要发展成熟于法语、德语地区，这些语言都是典型的综合语，语法意义的表达主要依靠繁复的词形变化，词序等句法手段则相对次要，这种语言环境下建立的语法学体系，重词法、轻句法的取向是顺理成章的。只是，形态变化少的语言不适用词法形态标准，须从词的外部另寻标准。 　　2.句法功能标准。通常，名词充当主、宾语；动词充当谓语；形容词充当定语；副词充当状语，分工明确、职责清晰。但对汉语仍然不适用，试看：你快乐吗？怎样才能拥有快乐？快乐是人生的真谛。我愿做一只快乐的小鸟，快乐地面对每一天，也愿你每天都过得快乐！快乐可以充任全部六种句子成分，这是词的兼类？抑或词性活用？无怪乎我们感叹汉语词类研究的困局：若词有定类，则类无定职；若类有定职，则词无定类。既然形式无法解决，就只能求助于意义了。 　　3.概括语义标准。通常名词表示事物、动词表示过程、形容词表示性质和状态、数词表示数量，等等。概括语义符合人们思维意识中对词项所表达意义的主观感受，在跨语言对比中也有较高的接受度，这反映了词性应该具有超越具体语言的普遍基础，而形态变化等反倒可能仅是一种外在表象。据此标准，学习表过程，是动词；成功表状态，是形容词，但它们也都有名词性的用法，因为我们赋予了过程和状态被指称的能力，它们已然演变为一种事物了。可见，概括语义也不能完全解决词类问题。 　　4.分布标准。结构主义把词类看成词的分布，在词的组合和聚合中确定词的地位和价值。实质上这是一种综合标准：聚合关系体现的是同类个体的共性，类似于同类词具有相同的词法形态变化；组合关系则反映了词的搭配成句的能力，实现的正是词的句法功能；而词的概括语义则隐含在这两类关系之中。分布在汉语界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若干重要的语法学著作无不以此作为词类划分的主要依据；然其效果却褒贬不一，原因在于分布综合了太多的标准，依此分出的词类数量往往很大，即便如此，在一个小类的内部，仍然无法保证所有成员的分布特征完全一致；但是，依据分布划出的词类具有描写精确、覆盖全面的特点，这在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显示出一定的优势。 　　针对汉语词类划分的困难，学界也不乏创见，现举影响较广的两例：郭锐（2002）认为，词从本质上说是词的语法意义的类型，即词的表述功能，如陈述、指称、修饰等大的类型以及实体、位置、计量单位、数量、指示等小的类型。语法意义有不同的层次：性、数、格、时、体等表达的是较低层次的语法意义，是对概念意义的抽象；表述功能是较高层次的语法意义，它与语言的使用者关系密切，是在使用中表现出来的功能意义。郭锐进而又将表述功能划分为内在和外在两个层次，内在表述功能是词语固有的表述功能，是历时使用意义经约定俗成后固化的语法意义；外在表述功能是词语在某个语法位置上所实现的表述功能，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例如小王黄头发,小王从哪个层面看都是指称；黄头发却不一致，它的内在表述功能是指称，外在表述功能则是陈述。 　　沈家煊（2009）提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汉语词类划分方案：名词、动词、形容词在印欧语中是分立关系，仅有少量的交叉；在汉语中则是包含关系，名词包含着动词，动词包含着形容词。这就很好地解释了汉语中动词可以充任主、宾语，形容词可以充任几乎所有句法成分的现象，但是包含关系却不是分类的常规模式，名词内部剔除动词、形容词之外的部分也应有相应的类属，否则就无法构成一个平衡的分类体系。 　　汉语词类划分的困难依然无法解决，这促使我们反思，词的定类与划分作为一种语法学的研究方法，其科学性如何体现？它是否真能反映语言（特别是汉语）的普遍规律？是否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归结为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划分词类？ 　　二、词类划分是符号主义语言认知观的产物 　　回答这个问题，要从一种长期主导语言研究（乃至科学研究）的认知心理范式--符号主义（Symbolism）说起，该范式认为人脑的思维活动牵涉三类成员：一是源符号；二是规则系统；三是目标符号。思维过程可抽象为：一是源符号依次进入系统；二是规则对输入符号进行加工；三是生成并依次输出目标符号。符号主义着重于模拟人脑的功能，运用规则和符号的串行处理，就可以实现判断、选择、逻辑推导等思维运算。 　　上世纪30年代，Turing将符号主义机制抽象为一种架构简单却功能强大的数学模型--图灵机，图灵机的初衷是模拟人们利用纸笔进行计算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