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视角分析城市新移民融城问题.docVIP

　　从语言视角分析城市新移民融城问题 城市化程度日益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伴随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大量人口不断涌入城市，一个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庞大社会群体构成了城市新移民群体，他们既为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资源，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矛盾和冲突。城市新移民的利益诉求与融合现状之间存在较大落差，城市新移民与当地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冲融现象，城市新移民融城问题已成为政府、学界关注的焦点。其中，从语言视角分析城市新移民融城问题逐渐引起关注，取得一定进展，丰富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 　　一、城市新移民的语言变异、语言同化和语言使用态度 语言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语言传递信息，实现其交流工具功能；另一方面，语言寄托着言语者对某种文化的情感，实现其文化载体功能。新移民城市融入过程中必须经历行为模仿到心理接纳再到内化至个体行为阶段，而语言是促进新移民个体融入群体并与群体实现有效互动的核心元素（樊中元，2011）。由于言语能力、文化水平、年龄及外出务工年限等因素影响，语言一定程度上成为新移民适应并融入城市生活的障碍P130)，为克服语言障碍，新移民语言使用中出现同化现象。本文语言同化指：一个语言地区的外来人口为适应迁入地的人际交往和社会生活，缩小与迁入地社会主流群体的语言距离，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其属地语言（母方言），语言使用趋向当地方言或国家共同语的现象。 　　宏观上，语言变异指一个语言区域的语言状况因各种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化；微观上，语言变异指语言使用者因语境、场合、言语对象、语言表达目的不同而导致同一个内容的语言变异[3](P104)。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异质有序的组合聚合体。语言变异有的与地域相关，有的与语言使用者的社会身份相关，有的与语言使用场合相关，有的与语言对象相关。语言是说话者建构、维持以及区分自己的社会属性界限和自己身份的途径。社会语言学中以实践共同体视角进行的语言变异研究，强调语言变异是一种社会实践，它们把说话者的语言变体分析与整个社会实践结合起来[4](P23)。 　　社会学中，同化论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优势文化面对弱势民族或部族时以强制性手段使其接受自己传统文化的一种思想或理论。其观点认为，移民会逐步适应并最终融于迁入地主流文化之中。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因而社会学中的同化理论也被应用于对语言同化进行解释。20世纪 60 年代，社会语言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美国建立，至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研究社会语言问题时也借鉴了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如韩清林认为，语言同化是语言发展变化的重要现象，其作用体现在经济强势同化、政治强势同化、文化强势同化以及教育强势同化四个方面[5](P49-51)。城市新移民进入迁入地后，语言发生了变异和同化现象，二者不是割裂或呈阶段性变化，而是呈交叉螺旋状。当移民语言在一个新的社会区域重新落户时，不可避免地与当地语言相互作用，使移民语言实现了再社会化。移民不可能始终保持同一种语言形式。在经过本土化过程的改变后，移民语言变异不可避免。且在生活和工作中，移民也开始使用普通话，甚至学习使用当地方言。这表明，移民群体进入新的社会区域之后，其语言受流入地语言环境影响有异于母方言，呈现向迁入地方言和普通话同化的趋势。 　　语言态度是指人们对语言的主观认识，在双语和多语社会中，是人们对一种语言或多种语言的社会价值形成的一定认识或评价（王远新，1999）。语言态度包括价值评价和行为趋向（陈建伟，2007），在语言生活中表现为语言评价、语言能力、语言使用、语言倾向等方面内容。[6](P56)生活在同一区域的不同群体由于成长环境、生活社区、职业特点、母语影响等因素，在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等方面会产生一定的差异。 　　本世纪初以来，不少研究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城市外来人口的语言生活状况。研究结论一般表明，城市新移民群体有着较强的语言适应能力，其语言使用和态度上呈现以下几个特点：（1）由原属地单一方言语码使用逐渐转为多种语码共同使用（普通话、迁入地方言）；（2）语言使用的二重性，在不同场合会进行语码选择或转换，呈现内外分异与趋高避低的特点；（3）原属地方言逐渐异化、弱化，普通话和迁入地方言逐渐固化，新移民双方言人比例升高。 　　流动的生活经历使城市新移民对语言具有比较开放的态度。他们既愿意保持对家乡方言的忠诚，又高度认同普通话及当地方言在人际沟通中的重要地位。双语行为或多语行为是外来农民工为更好适应城市生活环境而做出的语言行为选择。当然，大量研究也表明，对普通话的高度认同并不完全等同于在实际生活中的优先应用，在开放的语言态度与有所保留的语言实践之间甚至存在一定的背离[7](P132)。王玲认为造成这种悖论的主要原因是情感障碍。夏历的研究表明，在京农民工进城务工后，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