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知神经科学角度分析经济理性和道义理性.docVIP

　　从认知神经科学角度分析经济理性和道义理性 　　道德哲学基本可分为密尔式的功利主义与康德式的道义论两大类，它们分别对应着经济理性和道义理性。这两种理性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对立，前者主张增加个人利益，后者则倡导一种有德性的生活。基于不同的立场，上述两种观点通过逻辑论争展开交锋，具有形而上与人文的色彩。然而，立场的不同，使得二者的论辩在自成体系的同时，不免带有自说自话的尴尬。认知神经科学为深入探析这两种理性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工具。本文试图在哲学论辩中运用认知神经科学知识，探讨它对更新前述两种理性知识的积极意义。 　　一、经济理性的难题 　　古典经济学理论建立在理性人的概念之上，强调理性人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利主体。在给定信息的特定条件下，理性人具有完全的认知能力，明确自己最大利益所在，能够为自己的最大利益行事，这种理性可称之为经济理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这种理性颇为推崇: 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的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而这遭到了道义理性的严厉批判。在道义理性看来，理性必须要保持人类所尝试的道德规律的纯洁性与严肃性，清洗一切利己的意图。因此，理性不仅意味着人类感知世界、认识和把握事物规律的能力，而且还包括人类辨识道德要求并根据道德准则从事所有行为的一种能力。道义理性论者认为理性与人类自身的价值相统一，只有那些具有理性的生物才能称为人，此时，人是一种理性的存在者，是一种具有尊严的、作为目的而非手段存在的主体。 　　由此可见，经济理性主张将自利主体的利益最大化; 道义理性则否定自利的立场，强调应该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这两种主张产生了直接的对立。 　　古典经济学对理性的界定和理性人的假设不仅构成了整个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基石，而且影响到了其他学科。①但是，古典经济学关于理性的理解有其固有且无法回避的问题，这突出体现在利益的通约性问题和利他问题上。 　　1． 如何理解利益 　　利益可以是客观的，通过物质性的标准来比较与衡量。它也可以是主观的，如主观的幸福就是一种正的利益，痛苦就是一种负的利益。但在客观利益与主观利益之间以及不同的主观利益之间，如何进行比较和衡量，则成为一个尖锐而突出的问题。由于涉及主体的判断与认定，主张经济理性的人士所说的利益，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是精神的，而非物质的。 　　将利益理解为物质性与肉体性的观点自然会带来如下问题: 首先，应如何理解一个行为的利益最大化? 同样的一元钱，从边际收益的角度来看，其给百万富豪和给乞丐带来的功利是不同的，这是否意味着可以将前者的部分财富移转给后者就会带来整体功利的增加? 其次，就主观利益而言，痛苦和快乐是一种非常主观的心理状态，即便我们能确定其质，又如何确定其量的大小? 综上，从利益的主客观双重面向上看，客观方面可以体现为物质财富上的增加，主观方面则存在着认定的角度和质与量的问题。同样的行为可能会给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感受，进而产生或削减大小不等的利益。由此，上述问题客观上削弱了经济理性理论自身的说服力。 　　2． 利他问题 　　在真实世界中，总有一些人为了他人而放弃或牺牲自己的利益，乐于助人舍己为人乃至舍生取义的行为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中都时有所见，这样的行为都提高了他人、降低了自己对于环境的适应性，是典型的利他行为。如果说理性意味着自利和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如何理解利他行为? 阿马蒂亚森借强调现实世界却更为丰富多彩来批判经济理性的假设是反事实的，主张有很多真实世界的人的行为无法用经济理性进行解释。 　　而行为经济学家们对经济理性人假设说服力不足的反驳，则更为直接和具有杀伤力。科林凯默勒坦言自己在第一次听到这个假设时，就憋不住笑了。他认为经济学界迫切需要更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取代经济理性人假设。 　　他的理由是: 人们有时是利己的，也有很多时候是利他的，这个时候用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形容并不确切，更合适的称呼是社会人，即兼具利己与利他双重属性的人。更有甚者，如阿尔钦这样杰出的学者提出了几乎已经无法再弱的经济理性概念as if理性，即它不直接假设人是理性的，而是假设人、尤其是那些已经生存下来的人，从结果上看，好像是理性的。故而，在利益的通约性与利他行为这两类问题上，经济理性遭遇了瓶颈。 　　二、认知神经科学对经济理性难题的回应 　　若要追溯认知神经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理论，可以沿着一条微弱的线索回溯到巴甫洛夫和笛卡尔。但这一交叉研究正式拉开帷幕，应该是 2002 年在旧金山由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组织召开的神经元伦理学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学者们把神经元伦理学界定为关于大脑的科学发现被用于医疗、法律解释、健康和社会政策时引发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这些科学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