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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企业家成长和县域经济发展关系实证
农民企业家成长和县域经济发展关系实证 摘要:以广东省2003—2010年反映农民企业家成长指标的乡镇企业增加值和反映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指标的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运用PVAR模型对农民企业家成长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面板协整检验表明,县域国内生产总值与农民企业家经营企业增加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面板VAR估计表明,农民企业家经营企业增加值与县域国内生产总值具有相互的正向影响;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关系。说明农民企业家成长与县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正向的相互促进关系,应优化县域外生环境,增强农民企业家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促进二者健康发展和良性互动。
关键词:农民企业家成长;县域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关系实证
中图分类号:F2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3?0017?05
国外对企业家与县域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较少,散见于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中,如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的“发展极”理论、冈纳·缪尔达尔(Gurmar Myrdal)的“扩散效应”与“回波效应”、普雷维什(Matthias Lutz)-辛格(Hans Singer)的“中心 外围”理论、A.O.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等。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县域经济与中小企业发展关系以及发展要素对县域经济发展贡献的角度进行,见于一些专家言论和学者论文中。如2002年两会期间吴敬琏提出,放手发展民营中小企业是解决县域经济发展中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根本出 路[1]。2004年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陈锡文提出非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2]。张丹实证分析了农民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与作用,指出农民企业家在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3]。徐云峰和胡树林认为西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是对农村经营转型,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4]。姜涛论述陕西省县域经济与中小企业发展的关系,指出中小企业在县域经济中作用非常大,并给出对策建议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5]。曹群基于全国百强县的分析,认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主要来自于产业的高度集聚,并认为其他地区可以借鉴东部地区,提高产业配套能力,培育有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从而发展县域经济,另一方面,县域经济发展良好之后,可以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产业集聚,如此往复,形成良性循环[6]。
国外的研究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的结论对于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在我国,由于发展的条件、历程以及企业家和县域经济发展的出发点与西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国外研究结论不尽适用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而国内的研究时间较短,理论尚不完善,对于农民企业家成长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更是缺乏。本文则旨在通过PVAR模型分析二者的关系,研究二者相互促进的模式。
一、模型与数据
(一)变量选取
农民企业家成长的内涵主要包括成长环境的改善、企业家个人能力的提升以及企业家群体实力的增长等几个方面[7]。其中成长环境的改善主要涉及经济环境、文化环境、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等几个方面,但这些变量主要是外生的,不宜选取。农民企业家能力提升和群体实力增长主要包括企业家融资能力、技术能力、管理能力、关系能力、营销能力、创新能力、机会把握能力等,可以概括为资源配置能力以及带来
利润增长的能力,但这些能力难以定量测度,也不宜选取。县级行政区域也没有直接反映农民企业家数量和投资数额的统计数据,还是不能选取。鉴于此,本研究选取农民企业家企业增加值为变量,以反映农民企业家综合成长能力。另一方面,县域经济发展不仅是量的增长,同时也是质的提升,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因此,本研究选取GDP作为变量,反映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
调研发现,地方统计操作中,广东省历年《统计年鉴》中乡镇企业的统计口径与农民企业家经营企业的范围基本吻合,这样,在对外商投资较高的县市进行剔除后,其他县市乡镇企业家的范围基本符合本研究中农民企业家的范围。而且,乡镇企业的创始人和主要管理人员范围与农民企业家范围也基本一致,他们数量相近,所以本研究采用各县域乡镇企业的指标特征值来代替农民企业家经营企业的指标特征值,这在检验两者关系的计量分析中是可行而且也是可靠的(伍德里奇 2009)[8]。另外,若仅使用单个县域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会缺乏代表性,所以,本研究采用广东省县域GDP和乡镇企业增加值的面板VAR模型来分析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民企业家成长的关系。
(二)模型构建
(三)数据说明
为了提高分析的准确性,本研究剔除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所占比例较高的县市。以5%为界限,数据收集剔除了增城、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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