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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反腐败主要理念对建设廉洁政治启示 　　[摘 要]在千百年来的廉政建设实践中，国际社会逐步形成了分权制衡、公民社会、法治、透明政府、道德教化、“零容忍”等反腐败理念，对西方国家廉政建设乃民主政治建设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推进廉洁政治建设，应合理借鉴域外廉政建设的经验，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关键词]国际；反腐败理念；廉洁政治；启示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5-0022-05 腐败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敌人，在与腐败作斗争的漫长历程中，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探索形成了一些主要的反腐败理念，并在实践中得到成功运用，取得了反腐倡廉建设的显著成效。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廉洁政治的战略目标，研究和借鉴这些理念，对于深入推进廉洁政治建设、提高反腐倡廉工作科学化水平，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分权制衡理念 分权制衡理念被誉为“西方立宪主义全部格局的核心”，是西方国家宪政的理论基石[1]。该理念最早可溯源到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在阐释其“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思想时，主张把政府的权力分为讨论、执行、司法三个要素。此后，英国近代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等学者对分权制衡理念予以进一步发展。洛克在《政府论》中认为：“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强调，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权力被滥用，保障人民的自由，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2]。在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分权制衡理念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并渗透到西方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管理等各个方面，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前，分权制衡理念及其延伸而形成的“三权分立”制度，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广泛采用，并以不同的形式得以体现。 分权制衡理念的核心在于以权力制约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要使权力始终按照公共意志规范运行，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把权力“关进笼子”，而通过分权制衡无疑是监督制约权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分权制衡防止了权力集中于某一集团，为民主权利的实现提供了新的监督方式，既符合民主政治与反腐败的发展趋势，又符合权力运行的内在规律，是遏制权力滥用和腐败的最有力的理论武器[3]。尽管西方国家的分权制衡特别是“三权分立”模式具有不可避免的阶级属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可能全盘照搬，但也要看到其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当前，我国权力结构中权力失衡现象比较突出，各级党政机关中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几乎集于领导班子一身，这种失衡的权力结构催生了“一把手”的体制，滋生了“一支笔”的做法，派生了“一言堂”的局面，其直接后果就是各级党政“一把手”腐败案件频发。要按照党的十八大要求，借鉴分权制衡理念中“权力一定要受到制约”和“用权力去制约权力”的合理价值，进一步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在党内分权方面，逐步打破党委“议行合一”的领导体制，并建立党代表询问质询、党内民主选举、罢免撤换等制度。在党委、人大和政府分权方面，通过将党的政策主张转变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意志，实现党委决策权和人大决策权有机对接，同时，大力推进党政分工和党政分开，促进权力结构向“党委创议—人大审议—政府执行”模式转变，使党委决策权、人大决策权和政府执行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4]；在政府及其内设部门分权方面，严格规范不同权力的使用边界和程序，在班子内部实行正职监管、副职分管、集体领导的新工作机制。要重点加强对各级党政“一把手”的监督，通过建立重大决策票决制、纪实制、专家论证制、问责制等，强化对“一把手”行使人事、财务、项目安排等重大决策权的监督；通过建立完善“一把手”履职考核评议和责任追究机制，做到有权必有责、过错必问责。 二、公民社会理念 所谓公民社会，是指社团组织、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等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的民间社团、组织和机构。公民社会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指的是“城邦国家”或“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之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17—18世纪期间，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了社会契约论，主张“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认为国家的产生是人们相互之间或人民同统治者之间相互订立契约的结果，为了防止政府滥用职权和侵犯民权，人民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来监督政府的行为。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民主政治家罗伯特·达尔等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公民社会理论，达尔认为：一个国家要维系民主就必须有各种各样的独立社团和组织，社会对权力的制衡比以权力制约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