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弋舟的犯罪叙事.docVIP

论弋舟的犯罪叙事 　　摘要： 　　弋舟的小说惯于以犯罪叙事切入社会人生。这些犯罪叙事往往隐含着作家的双重文化立场：一方面从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出发，以自觉的社会参与意识对专制主义、痞子文化等予以尖锐批判；另一方面以宗教文化的超越视野，怀抱清醒的宿命意识和深切的悲悯情怀，俯瞰芸芸众生。关键词：弋舟；犯罪叙事；知识分子；批判意识；悲悯情怀 　　我坚信弋舟是“70后”群体中最为优秀的作家之一尽管已经发表了近二百万字的优秀作品，但身处边地甘肃的他至今几乎处于“养在深闺人不知”的状态，弋舟的作品极具先锋性，内容繁丰，形式诡异，就叙事模式而言，有一个显明的共性：大部分作品都包含着犯罪叙事。犯罪是人性之恶的集中喷涌，是人与人之间敌对关系的彻底失衡，是社会矛盾的最终激化，是文化症结的瞬间撕裂，是历史创伤的最后血崩弋舟的小说就是以犯罪为切口，为我们洞察社会人生的种种病灶提供了有效视野。 　　自觉的批判意识 　　作家首先应该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单单指知识的拥有者，更意味着一种社会文化身份，他们不仅是精神世界的守护者，负有传播理性、人道、自由、公平、正义等普世价值的职责，而且应该是社会良知的捍卫者，对社会文化中的种种错谬、弊端和黑暗给予严正的批判。弋舟就自觉地以知识分子的身份从事创作，他的犯罪叙事带有鲜明的批判意识。就性质而言，大致可分为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前者主要针对禁欲文化和痞子文化，后者则更具有现实性，主要指向底层苦难。 　　“70后”被称做没有历史的一代，但弋舟的少数作品却涉足历史。他承续了晚生代作家身体叙事的传统，试图从这一角度窥视历史的奥秘。中国传统社会向来有禁欲倾向，最极端的表现便是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与此一脉相承，极左时期就有了所谓的“斗私批修”性是最私人化的东西，因此是政治严密监管的对象。《我主持圆通寺一个下午》中的徐未因外貌问题三十多岁仍未嫁出，为解决性欲问题，和一个地瓜般浑圆的已婚男人通奸。徐未的现实处境本已十分惨淡，偏偏此事又泄露了出去，时值1983年“严打”，竟然被逮捕判刑。此时的中国已经踏上了改革开放的历程，但禁欲文化还禁锢着人们，用惩治“犯罪”的极端方式对欲望的身体进行残酷镇压。历史就这样以僵硬的形式挤压着鲜活的生命，而《锦瑟》则写历史僵硬的躯壳已经死亡，但它培植的萎缩人格难以复原，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延续着历史的惯性。博导“我”（“张老”）年轻下放时的一次有违伦理的冲动，让自己对欲望充满了罪感；博士生林彬的爱情唤醒了“我”的身体，生命暮年却萌生欲望，“我”的罪感更强了；欲望却不因心理障碍而消除，校工秦美乘机诱惑了“我”，并以此胁迫要嫁给“我”，知晓真相的林彬愤然杀死了秦美。一个犯罪故事，投射出了社会、文化和人性等诸多层面的问题，但最尖锐的锋芒却直指中国禁欲文化。在禁欲文化中，性的目的不是享乐，而是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年轻人负有繁衍后代的责任，因此性行为的目的难以确定，即便有贪恋之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谅解；老年人不需要繁衍后代，他们的性欲也就失去了任何合法性，因此中国禁欲文化摧残人性的问题，在老年人身上表现得最为尖锐。当正常的人性被视为罪恶的时候，必然会有真正的犯罪来为这种颠倒付出代价。在小说中，这种代价被阴差阳错地转嫁到了前途无量的林彬身上，因此让人更感沉痛。 　　专制主义要求人们绝对服从政治权力，这就需要最大程度地统一民众意志，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压制人性中的情感和欲望，因为这一维度最不稳定、最具诱惑力，对意志力具有很强的瓦解作用。福柯在考察了人类身体的历史之后认为，人类的身体不是纯粹的自然之躯，而是权力规训的场所。弋舟正是从身体角度审视历史，由此洞察了极左政治通过规训身体造成的人性伤害。 　　弋舟另一个集中思索的问题是痞子文化。说到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总会想到儒、释、道三教，几乎所有的思想史都在这种框架下书写。实际上，传统文化中还有一支潜脉暗流，那就是源远流长的痞子文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官本位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是行政权力掌控着一切社会资源，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文化，概莫能外。与之相应，痞子文化是民间世界的特权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对官方政治文化的“低级模仿”。痞子文化的关键环节也是权力，它以争夺生存优先权为目标，以权力意志的扩张为核心，常常依靠无赖、暴力等“犯禁”行为，在社会底层强行划分出一个特权阶层。痞子文化滋生的经济基础是“贫穷”，政治基础是社会正常秩序的缺失，它欺压的主要对象是下层民众中的弱势群体，有时也会出现与政治权力相抗衡的情形，更多的时候是它以自己强大的生命力渗透到主流政治文化之中。 　　弋舟有多部作品涉及痞子文化，从总体上看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比较深入。《我们的底牌》借曲氏兄妹的成长写出了痞子化的社会根源。他们身处的下层市民社会毫无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