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终结与“中国学派”成长的困惑.docVIP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终结与“中国学派”成长的困惑 　　编者按 　　当前国际关系正在面临深刻变化,许多新的问题、挑战及其解释范式正在不断出现。如何确定这些问题和挑战所蕴含着的变革意义,通过何种路径可以来认知并把握这其中的变革,建立什么样的指导框架可以帮助我们在这样的变革面前把握先机,掌握主导权,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为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在2009年6月11-12日组织召开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创新与发展:新问题、新理论与新方法”全国学术研讨会,对上述这些问题展开了深入广泛的讨论,这里择其四篇加以刊登。 　　许多变化只有把它放在一个长远的历史进程背景中,才能认清其是否具有本质性的意义,因此历史社会学在这里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考察路径和方法。至于当前正在经历的变化是否具有范式性意义,则见仁见智。超国家治理的提法也纯属一家之见。而任何关于变革的讨论最后都必然落到我们自己的战略选择上。 　　编者谨识 　　 　　摘要一个理论范式的形成需要经过多年的知识积累,目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形成了四种范式,这意味着突破旧范式、创立新范式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并且新理论和新学派的发展也日益困难。与此同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正在努力“去西方化”,寻找中国问题,唤醒中国意识,构建“中国学派”的呼声一直很高。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历史学派”和“问题学派”两种路径,不过,他们都陷入了各自的困惑。与西方 相比,中国古典国际思想是相对贫乏的,“历史学派”从中国传统知识中汲取智慧的做法有一定的局限性。“问题学派”的困惑在于如何形成对特定问题的抽象化的理论解释,即对理论假设的推理和证明过程。 　　关键词 范式 中国学派 理论自主性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5-0009-16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突然发生了知识“大爆炸”,大量知识、观念的“碎片”相互撞击,融合成为比较系统的学说,称之为理论学派。大小学派之多,令人眼花缭乱,影响范围之广,几乎囊括世界各国。近年来,虽然西方国际关系知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但是知???增长方式切合波普尔的渐进积累模式,即单纯的数量增长,而不是托马斯#8226;库恩的激进革命模式,没有出现理论突变(质的飞跃)。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演进已经停滞了,现在很难在范式上取得重大突破。而理论创新的进展也明显减慢,在最近的十年里,没有出现过有影响力的理论或学派,出现了普遍的理论创新疲惫。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正在降低,特别是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西学东渐”已近极限。 　　十多年来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一方面奠定了这门学问的理论基础,构建了学科框架。另一方面,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没有摆脱对西方国际关系知识体系的依附困境,未能打破西方学术的话语霸权,尤其未能对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做出系统的、规范的理论解释。中国崛起呼唤着理论创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开始出现脱离“美国中心”、“西方中心”、回归自我的趋势,“中国意识”和“中国学派意识”日渐浓厚。创建“中国学派”之目的,从理论目标来说,在于强调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原创性和自主性,以便从真正意义上把“我们的”和“西方的”区别开来;从学术功能来说,在于为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服务。然而,构建“中国学派”绝非轻而易举,我们需要面对多种多样的复杂难题。 　　 　　一、西方国际关系范式的终结与理论创新的疲惫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范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被用于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指国际政治范式。范式用来说明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如国际体系中行为体的数量和类型等,根据行为体的类型及其变化,可以把国际政治划分为国家中心范式和非国家中心范式。所谓范式转型就是“强调从由国家构成的范式向由多种行为体构成的范式转变。”[1]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从国家治理向超国家治理演变,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全球共治成为一种国际政治的新范式。这里使用的范式概念实际上相当于“历史类型”。 　　第二种情况是指国际关系理论范式。托马斯#8226;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在研究17世纪力学起源时,发现读不懂亚里士多德,必须要换另一套思路才能真正理解古代物理学,所以提出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库恩用“范式”表示,当一个科学理论取得了巨大成功,吸引了大量的人在此框架下继续研时究,该理论就成为科学的“典范”。库恩认为,范式是学术共同体承认的,否则它就不可能成为范式。库恩没有对范式给予精确定义,玛斯特曼(M.Masterman)总结了范式的21种用法。[2] 劳丹把库恩的“范式”概念细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本体论,范式提供了说明现象的概念框架;其次是方法论,每个范式都包括各自的研究规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