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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审美诉求理念 　　国维是我国近代一位博大精深的学者，他的研究与著述涉及哲学、美学、历史、考古、文学等等领域。在上述方面，历来研究他的后人数不胜数。但要论及王国维对中国近代新音乐的贡献与影响，恐怕知者甚少，更鲜见有人作深入研究了。众所周知，王国维一生并没有从事音乐艺术的经历，有关他对我国社会音乐艺术的直接论述也仅见《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一文；在我国音乐学界，有关王国维研究的论文也不多见，仅有楮灏的《培养完全之人物的特殊途径――王国维的音乐教育思想》、拙文《王国维论音乐教育》、姬群的《论近代中国音乐教育中的两大教育理念》等少数几篇，也难怪人们对王国维在我国近代新音乐方面的指导作用认识不深。事实上王国维从西方哲学美学中发展出来的美育思想，对我国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教育，具有很强的现实引领作用。他的美育理论着重于对艺术自身规律的把握而强调艺术的特征和地位，强调对人的审美能力的提高和培养；具体到音乐上，他强调音乐审美教育的独立性而不致沦为德育和政治的附庸，强调音乐艺术形式美的特殊性，倡导音乐艺术“无用之用”的功能观，鲜明体现了他的音乐审美诉求理念。王国维的一生虽然没有直接从事音乐艺术的经历，但他通过著文立说，在当时还发表了《论教育的宗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孔子之美育主义》、《去毒篇》、《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等文论，论述他的音乐艺术主张，他的音乐观不但在当时高屋建瓴，也对二十世纪后我国新音乐的发展与走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王国维的美育思想 　　1903年王国维在《教育世界》上发表了《论教育的宗旨》一文，该文中提到：“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三者并行而得到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事毕矣。”① 　　这是近代中国最早述及美育的理论文献，并且将美育提到了与智育、德育相同的高度，倡导美育是人全面发展的必要组成，王国维的这一理念，确实是发前人所未发的创举。而且，他不仅仅停留在口号式的呼吁，对美育则从学理的高度进行了科学地阐述。王国维提出： 　　“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也。” 　　他认为审美直接关乎人的感官，而无须思虑，审美是超物质性的，虽然许多美的事物有它的实用性，但在欣赏它的“美”之时，不涉及实用价值，美属于精神而非物质范畴，美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任何人学术思想的形成，固然与个人的天赋禀性息息相关，但肯定也会受到前人思想的影响，王国维也不例外，他的美育思想深受“西学”与我国传统“国学”的影响。西学对王国维的影响首先要数哲学大师康德的美学思想了，此人是王国维最早崇拜的西方哲学家，康德美学思想中对王国维最突出的影响便是“审美无利害性”学说，康德认为，人与事物的审美关系完全不同于人与事物的利害关系，大千世界中的万事万物都与人发生着利害关系，但人与事物的感性形式却不存在利害关系，而美只与事物的感性形式有关，所以审美不具有利害关系。“审美无利害性”学说对于区别美不同于自然万物，探索审美的特殊本质有着重大意义，是西方近代美学史上的重大命题。我们可以见出，王国维“美之可爱玩而不可利用”的美学命题跟康德“审美无利害性”学说的渊源关系。此外，康德的“审美自由”、“美在形式”等观点也对王国维美育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王国维提到： 　　“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记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② 　　正因为审美的无关功利性，审美过程消除了审美主体对现象世界的感官欲念，审美自由的特性也随之彰显。王国维认为美是自由的，美育是审美的自由观照，一切自然之美乃至艺术创作的美是使人们愉悦的对象，艺术不是人们可利用的“器物”，更不应该成为社会政治与道德说教的工具。另外他还提出了： 　　“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就美之自身言之，则一切优美，皆存于形式之对称、变化及调和……就美之种类言之，则建筑、雕刻、音乐之美之存于形式，固不俟论。” 　　在我国传统的文艺观念中，艺术的形式常常被视为“雕虫小技”而不受重视，王国维认为美的本质乃在于形式，而“不关乎材质（内容）”，形式美是艺术的特殊性所在，尤其是音乐、雕刻等艺术门类。他认为审美的过程只应唤起审美主体的美感兴趣，而不应该引起人的欲念，所以审美更应关注美的形式这一本质。对此观点，人们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有人以为王国维此说是在完全否定美的社会功用，其实不然，正因为审美的过程具有超越功利的特点，所以审美能使人远离政治、道德和各种欲念，但世界不存在完全独立自足的精神实体，事物的美、人类的审美不可能与现实世界毫无关系；正因为审美的超物质性，从而使得审美更具有情感、精神、理想层面的普遍人生意义，即王国维美育思想中的“无用之用”观点，也许这样来理解王国维的美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