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义 一位村支书光荣和梦想.docVIP

王宝义 一位村支书光荣和梦想 　　常州村，天津北部山区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户数不满90，总人口不足300。 在上世纪80年代，它还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但从1993年起，它却在新任党支部书记王宝义的带领下依靠乡村旅游业一飞冲天，迅速地崛起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数据显示，在2008年，全村的人均纯收入就已经与瑞士相当。 而相较于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巨大成功，这里独特的乡村管理方式更值得称道：所有村务全部公开，村委所有决策受群众层层监督，村务民主管理制度化。 20多年间，村中无干群矛盾发生，无刑事犯罪及群众上访事件发生，村两委班子成员大都连选连任，最长的已经干了7届。 更为难得的是，由于生活富裕，加之民主机制健全，村民自治已习惯成自然。在民风剽悍、各种潜规则盛行的华北农村，常州村仍彰显基层党的领导，村集体事务民主决策，经济快速健康发展，这近乎奇迹。 1978年以后，类似的这种在乡村精英的带领下短时间内创造经济奇迹的村庄并不鲜见。河南的南街村、江苏的华西村，以及与常州村同属天津市的大邱庄就是其中的代表。 但这些村庄在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后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陷入了各种各样的争议而走向衰落。这些争议或是意识形态上的“左”、“右”之争；或是因过于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村民个人权利与自由而引起的“独立王国”的争论；又或是其领袖人物在个人权威建立以后进而垄断基层权力而招致的所谓“家天下”的批评。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在这些村庄的发展过程中似乎同样适用。 但我们惊喜地发现，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问题并没有在常州村出现。王宝义是个什么样的人？常州村能否冲破上述那些明星村庄忽兴忽灭的“魔咒”？这个富裕且民主的小村子，是否为中国农村的发展及治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 或许，只有时间能够给出答案。 有思想，敢想敢干 5月29日，天津蓟县下营镇常州村。 61岁的王宝义早早地来到了村委会，部署完一天的工作，然后开始在村里各处巡查。多年来，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工作节奏。 花甲已过，他依然精神矍铄，但说话时的语速已经明显慢了下来。“我已经老了，”他说，“今年10月份任期满了以后，我一定要退下来”。 从1993年开始，在常州村党支部书记的位置上，他已经干了21年。常州村也在他的带领下因乡村旅游而起步，从人均年收入只有几百元、负债累累的贫困村，变成了人均年收入接近4万元、富甲一方的融地质科普、红色文化、自然风光、农家旅店公寓四位一体的旅游产业风情小镇。 常州村位于京津两市交界处，是天津市的最北端和海拔最高处，周边到处是青山、奇石、秀水。 按照迷信的说法，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事实上，这里距著名的清东陵只隔了几个山头。村里人说，从清朝到民国，这里一直是皇家禁地，普通人不能靠近。所以，到现在这里仍然保存着近万亩的原始森林，奇石、清泉点缀其中，外人初至，恍入桃源。 抗战时期，这里曾是中共蓟县遵化县委中心的所在地。冀东抗日游击队在此坚持战斗了多年，许多战士牺牲在了这里，当年的遗迹至今仍随处可见。 上世纪70年代末，当全国大多数地区已经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这里仍是与世隔绝的状态。由于地处深山，修路成本高，直到上世纪80年代，村里仍没能完全通车。 一个在这里广为流传但大体真实的故事是：一位村民在山下抽奖中了一辆自行车，却由于道路不通而只能把车子挂在屋里，眼睁睁地看着它一天天被锈蚀掉。 为了摆脱贫困，王宝义的前任和村民们没少想办法。搞运输、办铁矿厂都尝试过，但都失败了，不仅没有挣到钱，反而让村里负债累累。 1993年刚开始搞旅游的时候，全村上下都没有底：与世隔绝了两百多年了，会有人愿意到这里来么？ 但王宝义却相当自信：“这里山清水秀，又靠近京津，只要把服务做好，就一定会有游客来。”“我们长期受大山的困扰，可优势也恰恰是这大山，”他说，“这就是辩证法”。 村里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他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一位熟悉王宝义的朋友说，“他有思想，想法很超前，但又不是空中楼阁。按着他的办法来，总能成功，这是让大家最佩服的。” 据他讲，当时村里缺乏启动资金，村民们也因缺乏信心而个个观望。王宝义带头集资，个人无偿拿出一万元，“赚了算集体的，赔了算个人的”，村民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了起来。 事实上，王宝义当时还准备了自己的“杀手锏”――“红色旅游”。为了扩大常州村的知名度、招徕游客，王宝义专程从北京、秦皇岛等地请回了当年在此战斗过的老八路，举办了“老八路回村”等活动，并请来《天津日报》等媒体的记者进行全程报道。 “这次活动花了一万多元，在当时这是相当大的手笔，”一位熟悉当年情况的村民说，“但收益也相当可观，声势造起来了，游客、银行贷款也都跟着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