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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蒲松龄孤愤精神和表现特点 　　摘 要：在文学中表现孤愤之情，一直是我国进步文学家抒写人生和社会不平的战斗传统。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抒写孤愤之情的杰作，蒲松龄的孤愤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表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他的孤愤精神主要是通过文言小说表现的；其二，他的孤愤之情又附丽于幽冥幻城之中、谈狐说鬼之事，具有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关键词：蒲松龄；《聊斋志异》；孤愤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1-0149-02 在文学中表现孤愤之情，一直是我国进步文学家抒写人生和社会不平的战斗传统。正如韩愈所说：“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然而，长期以来，孤愤的表达却只限于正统的诗文而无涉于小说。因为，“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直到明朝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市民阶层的扩大，通俗文学，特别是小说、戏剧的社会地位日趋提高，开始跻身于正统文学的行列。李贽在《忠义水浒志传序》中第一次把《水浒》称为“发愤之所作”，把小说提高到抒发孤愤之作的正统诗文的高度。这是小说社会地位提高后在理论上的表现。尽管明中叶之后，白话小说得到了蓬勃发展，而文言小说尚未出现复兴的局面，但明末清初的一些文学家已经开始用志怪的形式谈狐说鬼，描摹轶闻，借以抒情写志，讽刺世事。比如著名的散文家王猷定就写有《李一足传》《汤琵琶传》《义虎记》等。可见，蒲松龄采用文言小说形式抒发孤愤不是偶然的，那是社会风尚发生变迁，小说地位日益提高的结果，同时也是明末清初传奇风韵“弥漫天下”的结果。 蒲松龄的孤愤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表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他的孤愤精神主要是通过文言小说表现的；其二，他的孤愤之情又附丽于幽冥幻城之中、谈狐说鬼之事，具有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那么，我们不仅要问：蒲松龄的孤愤精神为什么采取谈狐说鬼的形式呢？ 首先，这有着美学心理一般因素的原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中这样分析幻想的产生，他说：“幻想只有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太贫乏的时候才能支配我们。……当情感无所归宿的时候，想象便被激发起来，现实生活的贫困是幻想中的生活的根源。”弗洛伊德在《诗人与白日梦》中进一步阐述道：“幸福的人从来不去幻想，幻想是从那些愿望未得到满足的人心中生出来的。换言之，未满足的愿望是造成幻想的推动力。每一个独立的幻想，都意味着某个愿望的实现，或意味着对某种令人不满意的现实的改造。”假如我们把西方这些理论家关于幻想产生的美学心理因素同蒲松龄的经历相联系就会发现，《聊斋志异》中谈狐说鬼的浪漫形式是蒲松龄现实世界孤愤精神的折光和载体。 蒲松龄有着很高的经世热情和功名心，但是，他奋斗挣扎了几十年，却只考中了秀才，于是他写叶生最后变成鬼也去赴乡试，终于考中孝廉（《叶生》）；马骥这个商人的儿子，“美如好女”，才华横溢，尽管在罗刹国被认为奇丑无比，受尽摧残，但后来终于在龙宫得到公正待遇，成为乘龙快婿。最后，蒲松龄在“异史氏曰”中感慨道：“呜呼，显荣富贵，当于蜃楼海市中求之耳！” 蒲松龄在现实的落魄中感到孤独，渴望知己，他说：“千古重叹知己稀”，“世上何人解怜才”。他还说：“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依阑自热。”于是大量的鬼狐花妖变成美丽多情的少女去安慰书斋中困苦孤寂的读书人，使他们得到了慰藉和温暖，而蒲松龄则发出“顾茫茫海内，遂使锦绣人才，仅倾心于蛾眉之一笑也，悲夫”（《连城》）的感慨。 现实社会无比黑暗，平民百姓受欺压而求告无门，蒲松龄“感于民情，则凄恻欲泣”，于是向杲化成虎吃掉仇人（《向杲》），梅女变成厉鬼向贪官索魂（《梅女》），聂政这个战国时期的侠客千百年后依然生气勃勃，为民除害（《聂政》），而席方平这个农民的儿子竟然在阴间从城隍告到郡司，从郡司告到冥王，最后终于在二郎神的干预下昭雪了冤案（《席方平》）。蒲松龄感慨地说：“忠孝志定，万劫不移，异哉席生，何其伟也！” 从美学心理的角度看，鬼狐花妖，幽冥异域，使得蒲松龄在现实世界的孤愤精神得到了宣泄和平衡。正是在这个幻想的世界里，蒲松龄实现了他的自我和追求。 其次，这同蒲松龄的浪漫性格有关。蒲松龄有着浓烈的情感，同时又幽默、超脱。他可以在穷得叮当响时写词祭灶王爷说：“倘上方见帝，世代陈词，仓箱讨得千钟粟，从空堕万铤朱提，尔年此日，牺牲丰洁，两有光辉。”他可以在科场屡遭挫折早生华发时，写下《责白髭文》：“嗟汝白髭兮胡不情？汝宜依宰相，汝宜附公卿，勋名已立，尚不汝惊。我方抱苦业，对寒灯，望北阙，志南冥，尔乃今年一本，明年一茎，其来滚滚，其出营营，如??之客，别去复来，似荒芜芝草，?尽犹生，抑何颜之厚而不一?也！”他也相当迷信，深信鬼魂轮回学说，认为自己是病瘠瞿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