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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广义生态群落智慧城市发展模式 　　关键词：智慧城市；发展模式；广义生态群落；云政府 导读：大自然生态系统在千万年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以生物群落为基础的自组织微循环结构和以生态链为基础的自适应优化可持续发展机制，为现代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迪。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从技术特征来看，它与智能城市的主要区别就是：要将机器的理性智能与情感智能有机结合起来，为人们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智慧服务。 现代城市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科技交互融合的空间聚集复合生态系统，人与环境、产业、社会之间存在着广义生态关系和协同共生进化机制。大自然生态系统在千万年演化过程所形成的以生物群落为基础的自组织微循环结构和以生态链为基础的自适应优化可持续发展机制，为现代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迪。 在工业文明时代，城市更多地作为经济要素的聚集地和发挥产业集聚效应的载体，在过于追求城市经济效益的同时忽视了其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对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微循环结构与自适应可持续发展机制造成了一定的破坏，由此带来了交通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社会问题等一系列城市病。 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从技术特征来看它与智能城市的主要区别，就是要将机器的理性智能与情感智能有机结合起来，为人们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智慧服务。在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更需要以智慧的方式来深入思考城市的包容性发展，充分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在城市现状的基础上以新的发展模式重构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学机制，更好地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终极发展目标。 一、现代城市发展模式 关于现代城市的发展模式已有众多的研究成果，对上述问题的研究首先源于对城市系统的认识。从世界城市的发展历史来看，工业化是推动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早在1890年，Alfred Marshall就从规模经济角度对专业化分工和生产要素的空间聚集效应作了阐述（Alfred Marshall，1890）。[1]因此，城市被看作是促进农业劳动分离和发挥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空间聚集优势的经济系统（Wilbur R. Thompson， 1965），[2]众多的学者从城市经济学角度对城市的规模理论和发展模式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Wemer Z.Hirsch，1973；Kenneth J. Button，1976）。[3][4]1968年，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E. Park等人从城市对社会影响的各方面作了深入调研和系统性研究（Robert E. Park，et al， 1968），[5]促使人们进一步从社会与经济交互影响的角度去关注城市的发展问题。随着工业化发展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所带来的一系列资源、环境及社会问题日益显现，人们才真正从自然-经济-社会复杂大系统的角度去深入思考城市的发展模式问题（仇保兴，2011）。[6] 在城市发展模式的理论方面，主要的研究成果来自两个方面（李迅，2008；陈卓咏，2008）[7][8]：一是来自对城市发展的成功范例和最佳实践经验的总结，二是来自对城市系统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规律的理论分析。其中，涉及到城市的规模形态、空间结构、功能结构、筹资模式、发展途径等各个方面。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城市的发展不仅与其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和自然环境及资源特性有着密切的关系，还受到发展过程中各种难以预测的复杂因素及其动态作用机制的影响，是一个开放式复杂适应系统的自组织演化过程（吴晓军，2005；仇保兴，2011）。[9][6]Luís M. A. Bettencourt、Michael Batty于2013年6月21日在著名刊物《Science》上发表了关于城市扩张与城市规模研究的最新论文（Luís M. A. Bettencourt，2013；Michael Batty，2013），[10][11]通过对数千个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规模城市的分析，从广泛的社会经济因素角度阐述了城市在规模大小、人口密度、社会联通性和流动性网络之间的平衡关系及城市系统内在的异速生长关系（陈彦光，2002）。[12]城市系统的这种开放式复杂适应系统特征，使得我们在考虑城市的发展模式问题时，难以简单借鉴已有的经验模式或宏观规划理论来系统性解决城市实际发展过程中的诸多新问题。众多的实践已经表明，这些新问题是事先无法进行准确预测，而在目前现状下又难以获得根本性解决的新问题。因此，对于现代城市发展模式的思考，在进行宏观规划研究的同时，更应注重构建一套完善的能够针对环境变化具有动态调节功能的微循环自适应机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运用自组织理论、动态协同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学理论等来研究城市发展模式中的上述自适应机制（吴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