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及“讲标准华语运动”.docVIP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及“讲标准华语运动” 　　新加坡面积小、资源少、民族多、方言杂。新加坡刚建国时，需要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政府的重要任务一是要处理好族群关系，建立统一的国家意识；二是要走国际化道路，减轻小国寡民对其发展所带来的限制。要想实现以上两点，就需要有一套理性的语言教育政策。自1966年正式实施双语教育40年来的结果证明，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无论是在协调民族关系、统一国家意识方面，还是在发展经济方面，都是非常成功的。 　　 　　一、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与国家意识的统一 　　 　　语言具有两大功能：一是交流的工具，二是文化的象征。“交流的工具”指语言在人们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价值，即语言是人们相互进行口头交流和书面交流的工具，这是语言最根本的功能；“文化的象征”指人们对母语在感情上的依附。凯尔曼(Kerman)和郭振羽认为，在多语言社会中由于母语群体多，语言的交流功能可能受阻而无法充分发挥，并影响到国家意识的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必须设法满足各语言群体的基本要求，使人民对社会政治产生一种“工具性依附”。久而久之，这种“工具性依附”会转变为“感情性依附”，从而萌生新的国家意识。 　　在一个现代化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时期里，一种最通用的语言将成为该国的正式“国语”或非正式的“族际共同语”，这是各族群相互交流的客观需要。费舍曼(J.A.Fishman)认为，在多语言国家里，“为了避免现有的主要语言之间为了争取地位而长久斗争，通常选择一种具有国际通用地位的外国语言作为全国性法定或实质的官方语言”。斯都沃特(W.Stewart)指出，多元语言社会在建国过程中所采取的语言政策不外乎两种：第一种，以法律和教育等方式消除其他语言，独尊一种语言为国语；第二种，承认并保留若干主要语言，而选择其中一种或若干种为官方语言，并作为国内不同群体间沟通时使用的语言。贝克查斯(Bacchus)于1989年提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来讨论语言政策，该框架包括五种模式：同化主义模式、文化中心主义模式、文化整合的结构功能主义模式、复性社会模式、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其实，上述“多元文化主义模式”以及斯都沃特谈论的第二种语言政策所表达的含意大致相同。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属于多元文化主义模式，该模式对新加坡语言政策的影响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决定了语言政策制订者要选择两种语言(母语+共同语)来实施学校教育，以显示平等对待国内四大语言(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也就是说，学生必须学习、使用两种语言：一种是母语，各民族都有权利学习、使用母语；另一种是共同语，帮助跨民族交流、沟通。二是多元文化主义模式也不排斥双语教育政策对待两种语言在功能上存在区别，即不是平衡地强调两种语言的功能。 　　独立前，新加坡人的母语及社会用语种类繁多。据1957年人口普查统计，新加坡的母语群体有25个之多，因此，新加坡素有“种族博览会”和“语言(方言)博览会”之称。在教育方面，各种语言学校林立，各族学生之间很难通过语言进行沟通。从新加坡开埠到建国的100多年里，仅华人社会的家庭用语(方言)就有12种之多。 　　在新加坡的四大语言群体中，能听懂他族语言的人很少。这不仅严重影响族际交流，而且各族群内部也往往因方言的阻隔而难以顺畅沟通，造成社会隔离、整合性偏低。在独立前，新加坡各族群基本上以语言(或方言)为界限，保持着强烈的我群意识，根本不存在一种共同的对新加坡有归属感的国家意识。多种族群意识的泛滥，极容易引发摩擦和冲突。如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社会几大方言帮派间发生过数次大规模的流血械斗，50-60年代爆发过几次严重的种族骚乱，每次都造成惨重的人员伤亡。因此，就需要一种共同语言来充当“沟通大使”，协助各族群在交流中相互理解，在理解中相互融合，逐渐形成统一的国家意识。 　　在新加坡建国初期，要想确立一种各族群都能接受的共同语言实非易事。从马来人、华人、印度人这三大民族的母语中选择任何一种作为共同语言都会产生民族冲突。和三大母语相比，英语是中立语言，不会引发三大民族之间的语言地位之争，更适合扮演共同语言的角色，有利于国家意识的建立；英国曾统治新加坡近140年，英语一直是行政、法律、商业和社会活动中的工作语言，已经有了一定的族际沟通和交流的基础；英语是国际共同语言，是国际商贸中最有效的交流工具。新加坡政府很清楚英语的政治和经济功能，决意把英语作为共同语言。但英语是前殖民者的语言，在独立初期贸然把英语定为共同语言可能引发各民族的抵触情绪，因此，新加坡政府确立了“英语+母语”的双语教育政策，从而兼顾了英语的政治、经济功能和新加坡人对母语的感情依附。新加坡政府制定语言政策时的指导思想是理性的，全面考虑了在新加坡多语言社会中确立一种共同语言的必要性和复杂性。在不同时期，新加坡的语言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