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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米巴巴·杭州·中国美术学院·2010年12月20日 认知领域内的艺术 （Dhm 论离散艺术：关于意义流放的思考On diasporic art: thoughts on the displacement of meaning） 我在孟买长大，这里曾有一个市立美术馆和两个私人画廊。在六七十年代，穿行这个孟买的“艺术区”只需要20分钟：威尔士王子美术馆(Prince of Wales Museum)在彻蒙德画廊(Chemould Art Gallery)旁边，而彻蒙德画廊离庞多尔画廊(Pundole Gallery)只有不到一英里的距离。威尔士王子美术馆成立于1922年，它非常僵化，可以用德语里“museal”一词的死亡这层含义来形容它，即如博物馆一样。阿多诺曾这样评论：“介绍一些与参观者不再有重要联系并正走向死亡的物品”1。这座美术馆位于老城的市中心，收藏了一些伟大的经典传统艺术品：朱罗王朝铜器，拉迦玛拉绘画，权贵的细密画以及一些当代艺术家的作品。经典作品所扮演的角色有二：建立英统时期的东方论述(oriantalist canon)；确认后殖民意义上争取印度独立的骄傲遗产—用尼赫鲁的话来说（当然是在另一个语境下），其为民族主义者“发现印度”。如果美术馆是凝滞的、“集权的”(statist)，它认真仔细地服侍着这个国家的过去，那么这些私有画廊则是由一群孟买的波西米亚人所组成的——艺术家、广告人、出版商、作家、演员、电影人、记者和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我觉得我属于这个大城市的半上流社会（demi-monde），充满着本土活力（vernacular vigor）。 我印象中，在那些处于萌芽时期但激情洋溢的岁月里，孟买的艺术界没有美学或市民秩序；每个人都在为生存奔波。那时把大家聚在一起的，除了显著的社会区分以外，就是明显意识到后殖民先锋派的归属感（以东西方正统的观念来看是这样）。我们生活在文化并置的锯齿状现实（硬化、学术的美术馆和热烈的画廊文化）之中，并且学会了如何巧妙地在塑造日常城市生活的社会矛盾（disjunctions）中周旋（manoevre）：贫穷与富有，美好与肮脏，知识分子与文盲，种姓屈从与阶级斗争。 Theodor W. Adornor 阿多诺，“瓦莱利·普鲁斯特美术馆”，《棱镜（当代德国社会思想研究）》，山缪Samuel和辛尼·韦伯Shieny Weber翻译，麻省剑桥，1981年，175页 我们这个被社科教科书定义为“不平均和不平等”的支离破碎的“第三”世界，在文化“产品”（goods）分配方面存在可悲的不足：破烂的美术学校；图书馆里很多年代的书缺失了；给予艺术以及艺术家的经济支持微不足道。但同时，我们这个破碎的城市很善于创造非正式的公共领域——剧团，电影社群，阅读小组，小杂志，艺术宣言，文学小圈子，这些都成为美学观点和政治力量流转的枢纽。虽然没有大规模国立文化机构扶持，但我们这些讲英语的文化精英在孟买工商业生活的缝隙中开创了一个活跃的公共文化领域。 我之所以从六七十年代孟买本土的“艺术-文化”讲起，是为了说明活跃的“本土多元主义”（vernacular cosmopolitanism）在许多后殖民社会中是和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同时存在的。这种本土多元主义视角应许了小团体和小众社群“差别中求平等的权利”，正如大众高举的民主价值一样。这些春笋般涌现的团体并不注重文化“源头”和“身份”确认，而更在意文化实践中的翻译和交互所催生的正式的伦理价值观。在独立斗争和反殖民运动的早期阶段，这些团体的工作推动并鼓舞了国际主义者的士气；他们站在排外民族主义情绪的反面，并时常囚禁起已确立的民族国家精神。 本土多元主义尤其关注“中间”（in-between）文化的命运，而中间文化替文化间交流这个复杂又有创造力的领域发声；正是这种领土外（extra-territory）的视野（美学和伦理在全球范围内加入到进步和实验的运动当中）使得它们是多元化（cosmopolitan）和民族的（national），而非排外（xenophobic）和种族主义的（nationalist）。正因为本土多元主义所具备的复杂身份，所以绝不能将其同乏味、总括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混为一谈。 值得一提的是，当遭遇今日流散艺术家（diasporic artists）所面临的艰难境遇（critical reception）时，我们应时刻记着后殖民丰富的文化和政治遗产。当南半球艺术家开始转变欧洲--美国大都会中心口味和传统时，尽管市场向其张开了怀抱，但他们时常遇到关于文化根源和美学系属（aesthetic attribution）的焦虑困扰。这种系属的焦虑（无论是在美术馆中还是在市场中）通常可以用另一个名字来叫它，那就是“政治身份”焦虑。寻找文化参照不是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