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情文化.doc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官僚主义 （一）中国的人情文化 人情历来是中国人都具有的普遍的价值观念，它不仅是中国人生存和发展的特殊模式，而且是极其重要的待人处世之道。人情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源流。较比其它民族和地区，中国的人情文化似乎有着更为独特也更为成熟的形态。人情文化自身又是一个复杂的双重性结构体，由之所发生的社会效应也具有并存的二重性—既可能促动人际关系平和，情感谐调，又可能衍生不良的社会现象。 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透视人情文化，不难窥见它具有如下鲜明的特征： 血缘性。在西家庭是一个界限分明的团体，一般只限于他(她)配偶及未成年的子女。传统的中国社会却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结构关系，“家”是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可变动的圆圈，随着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的远近扩大或缩小。因此，中国人的家观念就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和伸缩性，它有时指家庭，有时又指家族。这种缘于血缘关系的泛化了的亲属关系必然导致中国人人情关系的血缘化和扩大化。 地缘性。中国历来以农治国，精耕细作。这种小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对天地的依赖性以及由此决定的不流动性。所谓“远亲不如近邻”的观念正是此人情地缘性的表现形式。因地缘而生的同乡、邻居等混合性人际关系的放大扩展，无疑会加剧中国人人情关系的复杂化，重叠化，致使中国的人情文化具有广泛的地缘性。 层序性。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个人首先要根据血缘和婚姻的远近而识别亲属关系亲疏，然后选择不同的方式与之交往。中国人亲属的称谓十分繁杂严细，借以悉心甄别血亲关系的疏密。这与西方一些称谓差不多一律的习俗大相径庭。中国文化中的个人，其朋友、同事、同乡等人际关系也时常按彼此亲近的程度、交往的频率和利益的相关度分出人缘的深浅。关系的亲疏，人缘的深浅就成为了中国人做人情的重要参考依据。 伦理性。这可以从人情的非利性和非法性两个方面来认识。①非利性。在中国社会，拉关系、行人情并不是只讲义不讲利。恰恰相反，人情关系总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人情施与者之所以施惠于人，不是处于爱，而是因为他预期对方将来一定会回报。尽管中国的社会伦理强调“施人慎勿念’、“施恩拒报”，但这只是一种“圣贤的理想”，并非大多数中国人所遵循的行为。②非法性。传统中国是一个礼俗社会，个人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主要是对一种规矩、情义和习惯的依赖，而不像西方法理社会那样对契约、对法建十分重视。中国人在家内注重血缘亲情的整合作用，讲究“父慈子孝”(“在家靠父母”)，在外则讲交情、重义气(“出外靠朋友”)。而西方人却比较重视个人权利和法律平等。由于过分突现人情的制导而忽视法纪的调控，使中国形成了尚情不尚理，尚礼不尚法的伦理文化。这与西方的法理文化大异其趣、人情的偏盛自然就导致法律受挤压，遭轻视，于是就难免“人情大于国法”了。 总之，血缘性、地缘性、层序性和伦理性构成了中国人情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主要脉胳，它们相互影响，作用，共同建构了中国人情文化的主要框架。人情文化从二个广阔面上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法律和文学艺术等社会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在塑造中国人的性格方面，人情文化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辩证法的，人情文化对中国的国民性同样产生了巨大的消极效应，损害人们的公正心，可能造成社会的不平等。因为中国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资源支配者通常要根据关系的疏密、厚薄以及主观的好恶，选择不同的方式和资源来与关系网内不同的人交往，这样就可能违反社会公正原则和规章制度，而决定是否做人情以及人情的大小，从而造成社会的不平等现象。 近年来，我国实行了一系列的政府改革，扩大民主、转变职能，人们不再单凭习惯、传统、道德和人情进行社会交往，而开始运用法规、法纪来处理政务。这样，人际关系中传统的人情性受到了广泛的冲击。 然而，在人情弱化的同时人情又被强化。传统的人情文化在当代中国呈现出“二律背反“的历史形式。 无庸讳言，历史传统具有强大的惯性。作为具有行为价值定向功能的人情文化由于深厚的历史渊源和耐久的生命力，它逐渐被历史所积淀，并渗透到中国人的国民性中，演变成习惯化了的社会规范和行为模式。这种人情文化的历史遗存通过社会获得性遗传和个体生理性遗传的方式，又被当代中国人所继承。按理说既定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和逐渐普及的依法办事的理念，可以冲涤和抑制人情的滋生和蔓延。但是，由于我国仍处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许多规章制度尚未建立，生产力还不太发达，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所以本来就有限的社会资源极可能从非正当渠道流走，极可能被“关系“或人情所利用。这样，法律对人情的潜在抑制作用被本身的不完善性和生产力的落后性所抵消，我国的人情关系反而在某些方面被强化了。 （二）“熟人社会”对行政伦理的冲击 我国熟人社会的持续存在,对现代社会对公务员的伦理要求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