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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论文 参考文献 用系统方法视角论社会组织的体制建设 ——以F中心为例 　　朱朝华 　　南开大学 　　时代背景： 　　1.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简政放权”的阐述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有着重要的阐述，其中，“简政放权”是对如何转变政府职能提出的重要举措：“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作为与政府工作联系密切的社团，该会议精神的提出无疑产生重要的影响。 　　2.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重要思想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整个会议思想围绕着“依法治国”进行，这表明政府坚持依法执政，不徇私情，对于从中国特有的“人治”到“法治”方向转变的信心。而对于整个养老行业系统的各单位来说，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意味着在碰到某些涉及利益的问题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人情”的角色或多或少有着一定的削弱。 　　问题解析： 　　1.政府部门角色错位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一个“简政放权”的概念，其中有一条重要的表述：“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即让政府“管该管的事，放手不该管的事”。政府应该抓大放小，应该让市场、社会做的就不要干预，同时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政策制定、宏观调控等方面就应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但是有时候，政府部门对于这个精神的理解与贯彻，甚至让我对这个精神本身有了怀疑。在业务上，F中心民政局有非常密切的接触，一方面，政府政策的制定需要参考F中心这个专家顾问团的意见，反过来，F社团也需要承接民政局很多项目与财政上的支持。如果两者关系处理的好，各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将会带来很大的社会效益。 　　但是事实是，在与民政局某部门沟通合作的时候，往往遇到：政府只给钱却不作为，如果这是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的话，那么类似于替市民政局通知区县民政局事务这种事情就说不过去了。市、区民政局本属同一系统，但是为何要在F中心这里绕弯呢？在与政府部门合作的项目上，往往也是问题不断。有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每年接近年底，F中心就会接到来自政府部门源源不断的电话，要合作项目，以完成其当年的财政预算指标，帮助它“把钱花掉”。至于这笔钱给谁用，怎么用，政府部门一概不管。在项目的具体操作层面上，无疑是由F中心来完成的，这没错。且不说政府部门直到年底都花不掉钱这一点，对于F中心来说，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莫名奇妙来一笔钱款，然后要对着这笔钱来凭空造一个项目就已经十分令人头疼了，更不用说这笔钱是经由几个政府部门的层层外包才落到F中心这里了。 　　简政放权不等于什么事都不管。如果政府什么事都拿“简政放权”作为理由的话，那么类似F中心的社团将会不堪重负，并且在遇到具体问题需要得到支持时非常迷茫。 　　2.政府部门效率低下 　　无论是因为其内耗严重还是急于完成当年财政预算，事实就是往往在工作任务布置下来的时候离截止日已经不远，导致F中心只能在匆忙中开展相关工作，无疑会降低工作质量。更重要的是，很多工作是需要F中心下设的各个区县办事处来配合完成的，这就会让这些办事处误认为是F中心工作没有效率，并在完成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产生抱怨，不利于以后工作的开展与配合。由此可见，政府部门的效率低下也会对F中心的工作起到负面作用。 　　3.过于追求数据、迷信数据 　　日常工作有很多是需要数据支持的，这有利于了解当下的情况，以便于对未来作出规划，提出合理预期。然而数据并不能代表一切，更何况有时候数据来源的精确性也值得商榷。 有些政府部门不讨论追求这些数据的意义，也不去探讨得到这些数据的难度，该数据对于其假设是否有直接联系。有时候只是为了想要得到该数据，就将这些繁重的数据统计任务布置下去，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有些政府部门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在逻辑上犯的错误，这极有可能导致政策制定失误。如果过于迷信数据，是很容易导致认知的偏差，进而导致错误的决策。 　　另一方面，过于追求数据也就意味着一些不可量化的工作被直接忽视。在平时，有很多工作是无法用数据表现出来的，但是这些工作与可量化的工作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对于非常直观的数据而言，领导显然更没有耐心去解读这些不可量化的工作，那么这些工作自然而然就被忽略了。 　　4.追求形式的规范化，使操作流程复杂化 　　我们似乎不难发现，在与政府部门沟通工作的过程中，“中庸”的为官之道仍然是政府部门中最流行的，它存在于各种细节中。一件科长就可以决定的事情，一定要经过处长的点头才放心去做，因为这样最安全。如果处长临时有事，这个决定就被无限期拖延。一个本可以是单位之间口头约定，双方默认去做也不会有问题的小事，却被要求双方领导签订书面协议，并报备上级领导审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