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如何保障有需求的普通百姓能请得到、请得起、信得过律师的思考研究.pdfVIP

对如何保障有需求的普通百姓 能“请得到、请得起、信得过律师的思考 安徽众城高昕律师事务所 吕淮波 落实中央领导提出的“执法为民”、“解决老百姓打官司难”的要求，是今后一个时期摆在 司法机构和广大法律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完善律师制度而言，这一任务实际上是 提出了如何满足社会需求，保障那些需要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弱势群体、普通百姓能够“请得 到”、“请得起”和“信得过”律师这三个方面的课题。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每一位律师责无旁贷， 理应从自身做起，但更为重要的应从律师管理和司法制度层面去考量，去努力。 一、关于“请得到”的问题 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我们曾在加快律师队伍和执业机构数量发展上，就解决当事人“请 律师难”问题付出了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的话，那么当今我们仍需为此而继续努力的同时， 还应注意研究现时普通百姓“请律师难”出现的新情况，并注意解决由此产生的下列新问题： (一)倡导律师事务所规模化建设与满足普通百姓需求的问题 一个时期以来受到“上规模、上效益”导向的影响，各地纷纷组建在人员数量上规模较大 的律师所(这种趋势仍在继续)，由于这些规模所多是在已有所的基础上，通过多所合并组建 的，致律师执业机构相应减少；还由于规模化建设带来的办公条件的改善，未合并前的多个小 所，合为一所后大多从原来为普通百姓“易找、敢进”的“小门面”的沿街办公场所，迁至为普通 百姓“难找、难人、怕进”的高级写字楼，更由于规模所业务重点从“传统型”的一般民事法律事 务，向商事、金融、证券、房地产等“新型、高层”法律事务的转变，新的“老百姓请律师难”的现 象已经出现。 应该说律师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一些上规模的律师事务所是社会一定需求的使然，不 仅不可非议，而且应予鼓励。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对律师的需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规模 所绝不是律师事务所发展中惟一可供选择的模式。事实上，即便是在律师业较发达的国家包 括我国的香港地区，大型所仍然是少数，面向大众服务的中、小型所仍占多数。一个时期以来 我们的管理部门和业内的舆论部门对律师事务所“言大必夸、言小必轻”实为对律师事务所发 展的误导。 笔者认为要解决上述新出现的“老百姓请律师难”的问题，一是要纠正宣传上和政策上的 片面导向，在律师事务所的建设中应提倡大、中、小多种形式、多种规模的律师事务所并存的发 展方向。其中尤其要纠正那种唯上规模才能提升律师形象的片面认识。二是要重新审视“品 牌所”的评选标准，纠正仅重视以人员数量多与少、创收数额的高与低，而不论为普通百姓提 供服务的业绩作为衡量一个所好与差的评比做法。就鼓励满足社会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而 言，我们需要评出上规模的“品牌”大所，也需要评出为百姓服务业绩好，但只有中、小规模的 “品牌”所。目前“品牌”所的评比为规模所垄断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三是要重视律师 协会特别是省域以上律师协会的理事、常务理事构成的各方代表性。纠正这些成员，特别是常 务理事现实几乎全为大所的律师所占据的局面。一句话，在律师的行业管理、自律的组织中难 听到来自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声音的现象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二)普通百姓在选择律师服务时处于事实上不平等的地位，即难请到“好律师”的问题 同样是受到不当舆论的影响，一个时期以来，创收的高低已成为判断一名律师执业是否成 功的尺度。在这种价值观的诱导下，那些具有较好的业务技能的一流律师，越来越受到大企 业、大公司需求的吸引，将精力投向那些高收人的专业法律事务和经济大案的办理，淡忘了律 师应有的“扶弱助贫”的道义，不再重视向那些急需司法救济的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 造成相当一部分普通百姓难以请到好律师，使他们在选择一流律师和获得最佳法律服务的机 会上处于事实上的不平等地位。 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除律师自身正确的价值观缺失以外，和前述问题一样与我们的管理 部门和业内的舆论部门，一个时期以来在对律师的管理和对律师的宣传中一些不当的做法和 片面的导向不无关系。如对律师执业成功的评价、肯定，过重于律师创收额的高、为大客户服 务的多、新型律师业务能力强；对律师业务的宣传一度重视为大客户关注的新型的商事、经济 “大”案，轻视事关百姓痛、痒的“传统型”的民事“小”案；在先进律师的评比标准上一味地向 创收高的律师倾斜。 我认为司法制度的公正，应含有当事人聘请一流律师的机会平等之义。因此我们应重视 解决在这一层面上出现的普通百姓“请好律师难”的问题。目前应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