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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牌会”与“地戏” 　　摘要：范庄“龙牌会”和安顺“地戏”是知识生产反思的两个案例。在这两个案例中，知识生产既“生产”了知识，也“生产”了对象。学者走入村落，观察民俗，访谈村民，进行田野研究，与村落互动。学者的知识生产被编织进村落自身的发展和知识生产中，又从村落反馈回学界。借助于学者“在场”，村民不仅“生产”了“地方性知识”，也“生产”了关注他们的学者。 　　关键词：龙牌会；地戏；知识生产；反思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6-0113-06 　　 　　“一年又一年，民俗学者们在二月二前后浩浩荡荡地来，带着照相机、摄像机、录音机，又各得其所地满载而归。龙牌会每年都会发生或者安排一些新东西，即使每年来的人也总能够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1](P16)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一种既偶然、又必然的情况下，河北范庄被学者发现。之后，不同层次的学者、学生频频出入，带来的不仅是范庄的变化，也是一系列学术论著和在范庄内或学术圈内举行的研讨会。一个以龙牌会为中心的知识生产共同体就这样诞生了。 　　2007年7月，笔者开始在贵州的一个村落进行田野研究。田野研究之余，在文献阅读中，范庄浮现出来。它的诸多状况与笔者身在其中的村落相似。与其他村落相比，这两个村落突出了一种共性，那就是与学界保持的特殊关系。在一个特定时期，它们的发展与学者的知识生产交织在一起。对照在田野中碰到的难题和产生的困惑，以自己的方式审视龙牌会的“故事”，笔者希望从知识生产反思的角度讨论它们带来的启示。 　　 　　一、范庄与“龙牌会” 　　 　　从始至终，龙牌会都充满谜团。历史上，华北平原的干旱，范庄左近滹沱河的多次改道，使当地人产生强烈的求雨意愿，供奉龙牌的简易仪式应运而生。令人不解的是，祈雨本是面向龙王的仪式，为何既不在龙王庙举行，又要自己另外画一个“龙的牌位”在空地上搭棚供奉呢？一位研究者认为，要把龙牌会这一集体仪式明确归为庙会或祭祖是困难的[2](P36)。要弄清龙牌会究竟怎么回事，不能不追问龙牌的含义。牌位是给“人祖”立的，而龙是神，不应该有牌位。是否真的存在从农事神、祖先神到社区神的发展脉络，以及龙牌同时作为祖先神和社区神的存在[3](P4-49)？或者，龙牌可能是土地爷，也可能是众神的牌位[4](P46)。“龙牌”上所书的“天地三界十方真宰龙之位”可能是“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的变体，也就是“无生老母”的称号[5](P186-187)。一个研究者问当地人“龙牌是什么？”他们的回答是“祖神”。于是，他领悟到“他们称‘龙牌爷’，看来本来不是龙”[6](P163)。如果仅仅是祖先神，又没法与弘扬龙文化挂钩。站在后来者（尤其叙事者）的角度，龙牌必须与龙建立关联，但又得与龙王庙――不仅是作为封建迷信符号的龙王庙，也是作为龙牌会意义发挥限制的龙王庙“正统”信仰空间――斩断关系。人们不禁要问：“龙牌”和“龙文化”是字面联系，还是实质联系？如果没有实质关系，当事人为何要把“龙牌”说成是“龙文化”？ 　　龙牌会让当地人“失语”，也令学者们迷惑。龙牌之“龙”，是龙，又不是龙，是祖先，又不是祖先。或者说，既是龙又是祖先。在如此情势下，“龙祖”这个概念被“逼”出来。遵循同样的思维模式，2003年建成的“龙祖殿”两侧就有了那两块招牌――“河北省范庄龙牌会”和“中国赵州龙文化博物馆”，“在不同人的口中也就有了龙文化博物馆、龙祖殿和龙祖庙三种不同的称谓”[7](P232)。龙牌会内涵的两可性，当地人因此进行追加叙事的矛盾性，与“龙祖殿”的“双名制”“政治艺术”[6](P165-167)相辅相成。 　　2006年，龙牌会申报成为河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组织者在龙祖殿前立碑纪念，罗列了不少到龙牌会调查和有所贡献的中外学者的名字。赵县政协再次将主要发表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数篇关于龙牌会的文章编辑为《赵州文史（5）?龙文化专辑》，在龙牌会期间向前来调查的人散发。赢得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龙牌会，正在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挺进。 　　作为中国成千上万村庄中的一员，范庄被发现是偶然的。但另一方面，似乎又有某种必然性。自1925年顾颉刚等学者在北京西郊调查妙峰山庙会，出版《妙峰山》后，乡村庙会一直是中国民俗学者共同关注的民俗焦点。妙峰山成为中国民俗学者心中仰止的“圣地”，“中国民俗学田野调查的象征”，具有民俗学事业“情感动力源”的属性。[8](P330)能否发现一块田野，使它成为第二座“妙峰山”，这是不少民俗学者期待和关心的问题。学术研究转向田野、转向日常生活，“为了与积淀已深的东南沿海民间信仰研究对话”，学者们“势必进入华北腹地进行研究”。[9](P208)范庄挨近北京，方言易懂，交通便利，那里的龙牌会规模很大。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