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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摘编　ＰＯＩＮＴＳ 　　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及其社会影响 　　 　　杨晨在2007 年第二期的《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论文。认为寺院经济在其初期曾起过一定积极作用。随着寺院规模的扩大，成千上万的僧侣、香客，于是在寺院附近产生了小的集镇，有的甚至发展成为较大的商贸基地。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寺院经济由于自身的弊端而走向没落。文章中介绍了藏传佛教寺院的财产、财产来源、消费群体，寺院的经济活动如高利贷、地租、商业贸易等有关情况。作者认为这种寺院经济对藏族社会的消极影响主要有：一、社会投入生产的资金不但未能增加，反而不断减少，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二、生产力发展趋于停滞，使生产关系得不到发展。藏传佛教极力向广大农牧民宣传佛教教义和“宿命论”的思想，农牧民忍辱负重，甘愿受剥削压迫，封建农奴经济制度得以巩固；三、土地、森林、牧场日益集中于寺院。而广大的农牧民没有土地耕种和放牧，加大了两极分化。此外，寺院大量发放高利贷，高利贷的普遍盛行又进一步加深了农牧民的贫困，形成恶性循环。 　　 　　从亚?G家庭的出现看贵族社会的变迁 　　 　　次仁央宗在2007 年《中国藏学》第二期上发表有关西藏社会变迁的论文。文章认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观念的产生，为后来达赖喇嘛和他所属的“亚?G家庭”的产生，提供了坚实信仰基础。“亚?G家庭”的出现，给近代西藏贵族社会带来了变动，这种变动正是为西藏贵族社会渐进多元变迁提供了模式。随着历代达赖喇嘛的圆寂、转世灵童的确认，新旧亚?G家庭也在更替。新的亚?G家庭一旦被确立，就面临着适应、发展和巩固。原本不是贵族的亚?G家庭首先要学会适应贵族社会的潜在规则；学会利用机会，发展家庭利益；学会表现自己。只有这样，才能立足于贵族社会。文章指出格鲁派在西藏近代历史范围内建立了达赖喇嘛转世系统的政教权威，达赖喇嘛亚?G家庭的出现为西藏贵族社会增加了一个新的家族等级。而每一个新的亚?G家庭产生，西藏地方政府都要拨付大量的庄园和农奴，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地方政府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使得地方政府开始无法避免地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围绕地方政府周围的贵族阶级也随之走向落败。这不仅是亚?G家庭的社会变化，也是整个西藏贵族的社会变迁。 　　 　　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前宗派时期之比较 　　 　　班班多杰在2007 年第二期的《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论文。认为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虽然都源于印度，但在传播、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的特点，这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作者认为在汉、藏两地学人高度理性自觉和主流话语的引领下，佛教被传播播到中原和吐蕃，且在传播过程中，通过本土的体制、思想、文化的过滤、透析，为佛教的本土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当然，其方式、途径因不同地区条件的差别而不尽相同。问题的焦点是，不同地区按照固有的基础、体制、语境和现实的需要理解、传播佛教，抑或照搬照抄、照本宣科印度佛教的文本、义理，其结果并不相同。前者昌，后者亡，这已为历史所证实。并且证明了人类社会中一种文化被传播到另外一种新的环境后，会发生演变。 　　 　　《四部医典》中的心理治疗思想 　　 　　高颖在2007 年第二期的《中国藏学》上发表有关藏医心理治疗方面的论文。文章从病源学、医德学和治疗学的角度分析了《四部医典》中的心理治疗思想。藏医学认为，心的贪嗔痴三毒能够导致三因不调，引起各种心理或生理疾病。藏医学向我们呈现出了一整套具有整合性的本土治疗理论和方法。它并没有把心理治疗理论和实践局限于对心理疾病的治疗，而是贯穿于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和日常起居养息当中。从三毒和三因致病说来看，心理疾病和身体疾病都可以归结为三毒导致三因失调，失调贯穿于人的身心灵3 个层面和身语意3 种行为空间。对疾病的治疗也相应地从这3 个方面进行。由此，藏医对医生的心理素养和医患关系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和要求。《四部医典》显示出藏医不仅很早就使用药物等常规疗法治疗心理疾病，而且强调了灵性层面的超越性需要，体现出了身、心、灵的整体性，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人的生存焦虑等基本心理问题。 　　 　　略论南诏与吐蕃公开结盟前的关系 　　 　　赵心愚在2007 年《民族研究》第三期上发表了有关南诏和吐蕃关系的研究论文。作者认为南诏作为一个地方民族政权，7 世纪50 年代初已出现在洱海地区。吐蕃势力入滇后，双方从最初的接触往来到公元752 年公开结盟，维持发展了近百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分为四个阶段: 公元680 年之前，为第一阶段，双方只有有限的接触和往来；公元680 年至公元731年，为第二阶段，唐蕃在西洱海地区的争夺异常激烈，形势复杂多变；公元731 年到公元739 年，为第三阶段，南诏重新归顺唐朝，唐采取了支持、扶植南诏以对抗吐蕃的战略措施；公元739 年到公元75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