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字之风　亲情传承.docVIP

惜字之风　亲情传承 　　 　　在旧时宜兰，每当夜幕降临，总会有拾遗人出现在街头，他们身背贴有“敬惜字纸”的纸篓，手持火钳，细心寻觅着散落在街道上的字纸，若有发现，便极为小心地用火钳将其夹入纸篓，纸篓装满后，他们迈着蹒跚的步伐，回到伫立在文昌宫旁的尖塔式的惜字亭旁，将纸篓字纸倾入其中进行焚烧，待到二月三日文昌帝君诞辰，无论刮风下雨，宜兰社会名流便齐集文昌宫内，推选德高望重者为主持，举行隆重仪式，演戏设宴，张灯结彩，气氛极为热烈，祭礼结束，主持手捧苍颉牌来到惜字亭内，将一年所焚烧的字灰，装入一个巨大的香盒内，在全县数千学子士绅的护送下，香盒被送至北门外渡船头的小船，并在飘飘彩旗和铿锵鼓乐声中，香盒被放入水中，缓缓沉入，回归大海母亲的怀抱，此便是古时惜字习俗的一幕。 　　古人对字为何如此虔诚？因为在古人观念中，字是神圣的，不可亵渎的，它的诞生，使人类摆脱蒙昧与野蛮，使文明走向繁荣与昌盛，使文化得以传承与延续。传说当苍颉创造文字时，天上下起了粟米，鬼神在黑夜里哭泣，因为弥弥苍天知道，天机将不再能保守，人类的新纪元已经开启了。字也关系个人命运，恰如清代著名诗人陈玉澍曾在《院道港惜字会碑记》中所载：“字能使昧者哲，拙者巧，窒者达，贱者尊；为胥吏薄书之用，为庙朝诏?戎?文，为士人科名之阶，为国家富强之本。”识字之人可掌控他人，发号施令，宏图大展，而不识字之人则只能仰人鼻息，供人驱使，任人鱼肉，正因如此，许多贫寒人家为能使后代识字而不惜砸锅卖铁。 　　然而惜字习俗并非随文字肇始而产生，根据学者考证：“惜字之滥觞，约起于宋元之际”，“盛行于明清之时”，这与文昌神信仰的普及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文昌神本为梓潼神张亚子，梓潼学子赴考之前，常往庙廊祈祷庇佑，却多能如愿金榜题名，于是视其为主宰文运科举的专职神邸，随着宋元科考兴盛，梓潼神也日益受官府注重，景定五年(1264),宋理宗诏封梓潼神为“忠文英武学德仁圣王”。以敕封的形式肯定了梓潼神的职能。元仁宗延?v二年(1316)，梓潼神又被朝庭加封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至此，“梓潼帝君”与天上文昌星合二为一，在科举盛行的年代，文人为能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自然对“文昌梓潼帝君”膜顶崇拜，使文昌神崇拜遍及全国。 　　随着文昌信仰的普及，许多有关文昌信仰的书籍也随之流行，主要有《阴骘文图说》、《文昌帝君劝敬字纸文》、《文昌帝君惜字真诠》、《文昌帝君惜字功罪律》等。此类书籍以“功过格”的形式劝喻人们尊重文字，敬惜字纸，若是珍惜字纸，爱护书籍，则可计上若干功；反之若是糟蹋字纸，破坏书籍，则要计上若干过。功过相抵，若积功甚多，人们则会延年益寿、福运连绵、子孙满堂；若积过甚深，人们则会身体破残、厄运连连、家破人亡。书籍还列举许多例子，如宋人王曾因其父“敬惜字纸十几年”而“中状元，做到尚书，拜宰相”。通过功过格的宣称，使敬惜字纸观念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并形成惜字习俗。 　　福州素有海滨邹鲁之称，文风鼎盛，因此惜字习俗极为盛行，拾遗人、惜字炉随处可见、甚至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也处处透露着惜字习俗。为了惜字，床俱、碗筷、内衣、香皂、炮竹等许多日常生活用品被禁止铭刻文字，而只能以图案标识。清代台湾教育官员多由福州人充任，榕籍官员在台任职期间，除了兴办学校、推行教化外，也悄然将惜字习俗引入台湾，如台湾府学的文昌阁便是仿福州文昌阁样式建立，许多惜字亭也是在榕籍官员的倡导下得立，使台湾惜字之风蔚然，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文化在台传播，密切两岸的文缘，时至今日，台湾许多县市还经常举行仪式，重现昔日惜字之俗。 　　惜字不仅是珍惜文化之举，更被视为是善举，因此旧时许多慈善组织将惜字纳入业务范围之内，与“育婴”、“济贫”、“养老”、“助残”等善举并列，善堂善会除每日雇人沿街收取外，每月还定期收买各种废纸、旧书、淫书，然后汇总火焚，为了能维系支出，福州官府甚至购置田地，所收取田租专门用于惜字之用，鼓山镇后浦村仍然立有清道光23年(1843年)的耕田碑《严谕各佃不准拖欠官置惜字田租谷告示碑》。 　　惜字习俗曾被斥为封建迷信糟粕，渐渐堙灭在历史长河中。但公允而论，它在某种程度上对福建人文鼎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一方面使文风澄清，明清时期福建为刻书重镇，刻印书籍流通天下，可是却极少有书坊刻印淫秽书籍，且书籍刻功细致，善本极多，这可以归功于惜字风俗。在“敬字纸功例”中明文规定凡是“怪异淫乱”之书应立即焚毁，可以记录“百功”，若是胡乱刊印，将被记录“百过”，遭受厄运。当时坊间盛传有个叫许百川的福建画家，极擅长人物素描，但所做之画多为春宫画，结果手掌被雷打断，媳女被土匪截去掳去，儿子被杀，房屋被毁，其厄运均是“不惜字”报应，使许多文人引以为戒。另一方面它使百姓在日常生活认识到文字的神圣性，使他们崇尚知识，珍惜书本、以学为荣，使书香满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