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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民族划界”及民族共和国的建立 　　20世纪20―30年代中亚地区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民族划界”，最终划分出了乌兹别克、土库曼、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等民族，并据此迅速建成了五个民族加盟共和国。这是中亚现代民族过程中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历史事件，其对中亚的现代民族过程乃至苏联解体直至中亚五个独立国家的建立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中亚“民族划界”及民族共和国建立的背景 　　 　　(一)中亚“民族划界”及民族共和国建立时的民族、社会状况 　　十月革命后，中亚各民族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1918年4月，中亚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突厥斯坦(又译土耳其斯坦，下同)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成立。虽然当时实行的是地区自治，而不是民族自治，但它的建立为多民族边区各民族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20年希瓦政权被推翻之后，在中亚的土地上成立了花刺子模和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同年8月，中亚第一个民族共和国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成立。 　　突厥斯坦、布哈拉和花刺子模共和国是以十月革命前的突厥斯坦总督省、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的行政边界作为边界的，这些边界打破了中亚各主要民族传统居住地域的边界，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吉尔吉斯、哈萨克及其他民族仍被分割在不同的苏维埃国家里。在这三个中亚共和国境内，既有人数较多的主要民族，也有一些少数民族，而且任何一个人口较多的主要民族都没有在这三个共和国的人口构成中占据绝大多数。 　　上述中亚三个共和国的建立只是中亚各民族实现民族自决的第一阶段。在旧有的行政地域内建立的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花刺子模人民共和国和布哈拉人民共和国，符合当时粉碎境内、外反革命势力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需要，是向建设民族共和国迈进了一大步。但中亚民族自决第一阶段的融合形式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有利于当地民族发展的形式。在1918―1923年的中亚历史条件下是无法完全实现民族自决和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还不是建立民族共和国的最佳时机，因为当时苏维埃的主要任务是解决革命问题和政权问题。这些共和国的建立是由当时中亚特定的社会状况决定的。 　　当时，中亚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中亚各苏维埃政权建立前，突厥斯坦边区大部分受工业资本影响较大的省都形成了地方资产阶级和人数较多的工人一雇工阶层，而希瓦汗国和布哈拉艾米尔国只有几十家简陋的工厂和手工业作坊，几乎没有产生工业无产阶级；突厥斯坦的阶级成分、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成熟程度远远高于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和布哈拉艾米尔国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着封建和半封建关系，日常生活和经济方面还保留着浓厚的族长制残余。 　　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历史上形成的劳动分工形成了中亚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特征和日常生活特点。由于不同民族拥有不同的经济形式，所以无法合理组织生产并实施有效的领导，这直接影响到中亚各共和国国民经济的复兴。当时的乌兹别克人已有本民族的知识分子阶层，有自己的文学、发达的语言和戏剧，而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和卡拉卡尔帕克人还处在口头叙述文学阶段。在突厥斯坦、布哈拉和花刺子模共和国的乌兹别克人当中，宗教狂热主义和宗教偏见盛行，穆斯林神职人员和宗教学校、伊斯兰教教规占绝对统治地位。而在其他共和国的土库曼人和吉尔吉斯人当中，神职人员的影响很弱，传统成规起决定性作用。吉尔吉斯人、高山塔吉克人和塔沙乌兹的土库曼人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着宗法制的残余。 　　这些客观现实使中亚各共和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及苏维埃制度的完善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障碍：不能在多民族共和国内进行统一的针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立法，不能实行计划性国民经济、统一组织国家机关的工作、执行统一的教育政策。这就使得苏俄政权在中亚进行“民族划界”和建立相应民族共和国的工作变得更加迫切。 　　 　　(二)中亚的“泛突厥主义”活动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君主政体在中亚的灭亡，中亚当地民族的一些政治精英人物加紧在中亚地区进行“泛突厥主义”活动。这些“泛突厥主义”分子打着“同为突厥人”的旗号，积极实施包括突厥斯坦边区、草原边区以及布哈拉和希瓦在内的“大突厥斯坦”方案，并在“扎吉德”运动基础上成立了“舒拉伊－伊－伊斯兰”(KIypaH－H－HC/IaM)政治组织。俄国二月革命后，“舒拉伊-伊-伊斯兰”出现了分裂，其中一部分人与苏维埃政权合作，一部分人则加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巴斯马奇”运动。 　　1917年春天，“舒拉伊-伊-伊斯兰”在塔什干召开了第一次全突厥斯坦穆斯林代表大会，并成立了与临时政府机关突厥斯坦委员会并行的突厥斯坦边区穆斯林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哈萨克人M?乔卡耶夫(M.qoxaeB)和鞑靼－巴什基尔人A?瓦利基(A，BanHmH)领导，他们提出了“突厥斯坦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