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南昌城市公共空间内的音乐活动研究.docVIP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南昌城市公共空间内的音乐活动研究 　　不同城市的音乐文化有自己的独特性，然而，每一座城市的音乐文化都离不开得以展开并为公众分享的空间，公共空间是考察城市里普通民众音乐生活的良好视角。杜里斯(Perry Duis)把城市空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真正“公开”的地方，像街道、路旁、公园等；二是私人所有，像企业财产、私人住房等；三是介于“公”与“私”之间的、可称为“半公共”(semi―public)的地方，它们“由私人拥有但为公众服务”，像商店、剧场、理发店等。本文中的“公共空间”包括第一种类型，也包括与音乐活动发生密切联系的第三种类型，如茶楼、戏院等。 　　20世纪30年代，西乐盛行对中国音乐文化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传统音乐表现出持续性与强大的生命力。中、西方音乐文化处于碰撞之中，音乐文化得以展开的公共空间随之发生了变化，进行着新、旧的转换。民国时期对大众娱乐进行监管和控制是一个全国普遍的现象，地方政府希望通过改造民众娱乐塑造“文明”的城市形象。南昌与同时代的其他城市一样控制、监管和改造着民众的音乐生活，但与其他城市相比较，南昌形成了更加严密的监管网络。30年代，江西南昌是国民党对中国工农红军发动军事“围剿”的指挥中心，新生活运动改造着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南昌民众的音乐生活被加以控制和改造，被禁曲目的木刻版唱本被销毁，脚踏风琴在学校里鸣响，如何教授五线谱成为学校音乐教育中的重要问题，推行西方音乐文化已经成为一种风尚。那一时期，南昌传统的音乐活动主要发生在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空间内，如街道、茶馆、戏院及游嬉场，这些是中国传统音乐、南昌地方音乐得以展开的重要场所。与这些空间同时并存的还有另一种西方音乐得以展开的空间，它们是推行西方音乐和改良音乐的重要场所(以湖滨音乐堂为代表)，渐渐改变着南昌城市公共空间的音乐文化联系，各式各样的音乐活动构成了那一时期南昌独特的城市音乐景观。 　　1933年3月，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简称音教会)在南昌成立，隶属于江西省教育厅，其宗旨为“革故”、“除害”、“创新”。该会聘请国民党党歌的曲作者程懋筠为主任委员，成立后即着手推行学校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特别注重推行西方音乐文化，改造和控制民众的音乐生活。1934年9月，音教会在湖滨公园内建起了一座集办公、演出于一体的建筑――湖滨音乐堂。四年后，1938年10月31日，湖滨音乐堂被日军飞机炸毁。在其存在并使用的四年里，湖滨音乐堂成为南昌戏剧演出及公共活动的中心。这座音乐堂的样式在当时的中国是罕见的，与南昌城市受到改造和控制的音乐活动场所相异，其空间的文化联系象征着一种新的娱乐秩序。当时南昌的地方报纸《江西民报》对湖滨音乐堂的筹措、建筑过程和公演活动进行了连续的报导。《音乐教育》杂志第二卷第10期出版了“湖滨音乐堂落成纪念”特刊，并记载了此后湖滨音乐堂大量的演出活动。 　　 　　一、湖滨音乐堂的建成背景及存在的历史叙述 　　 　　筹措： 　　1933年3月，音教会成立之初，办公地点设在湖滨公园南门内侧新盖的一组简易平房内。1933年11月，江西省教育厅呈请省政府批准在湖滨公园内建筑音乐堂，总预算为四千元，省政府令南昌市政委员会划地建筑，市政会奉令后认为事关民众教育，设计方面可以由市政会负责，但该项经费应由教育厅拟发。由此，建筑音乐堂的计划因为经费筹措的困难而搁浅。此间，外界关于是否应该修建湖滨音乐堂看法不一，《江西民报》的《一周间要事述评》认为，“花费四千元建筑一座音乐堂不如用广播推广音乐，在民穷财尽的江西，该会应急其所当急，缓兴土木之工”。几个月后，在教育厅厅长程时烃(程懋筠的叔父)与音教会的力争下，筹到湖滨音乐堂的建筑经费。1934年1月，教育厅在其公共讲演厅建筑费项下拟发了一千元，市政委员会发助五百元，公安局在罚款项下发助五百元，省政府在其总预备费项下发给补助费二千元，音乐堂的建筑费终于有了着落。 　　在该项经费到位后即将兴工之际，对于即将建成的音乐堂曾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南昌市民将多一处正当娱乐场所，遇有盛大乐会可在该处举行，是市民的福音；而另一种认为，区区四千元经费所建的音乐堂只能是供少数人享乐，《江西民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音乐堂与模范厕所》的文章，把湖滨音乐堂与同样建在湖滨公园内的模范厕所进行比较，当时公园内的模范厕所耗费经费为三千元，而音乐堂的经费预算只有四千元，文章提到： 　　至全市惟一之音乐堂，若遇盛大游艺会，民众必空市往观，四千元建筑之堂，能坐几何人，试必仍为少数人赏乐而已，矧同在一园内万众之娱乐地，与三五断续而往之厕所，等量奇观，不惟相形见绌，未免大刹风景矣。故音乐堂之规模，即不能容万人，亦应能容数千人，并应艺术化，区区数千元经费，宁可缓办，毋使赴厕者而欣然，赴音乐堂者而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