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编钟和乐舞对《诗经》四言诗体的影响.docVIP

论编钟和乐舞对《诗经》四言诗体的影响 　　[摘要]《诗经》是一部乐歌总集，也是一部以四言诗为主的诗歌总集，《诗经》诗体风格的形成与青铜编钟的音乐节奏以及诗、乐、舞三位一体的音乐体制密切相关。 　　[关键词]《诗经》四言诗　青铜编钟　节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一部以四言诗为主的诗歌总集，在305篇诗歌中，四言主体诗(以四言句为主体的诗)共286篇，约占《诗经》总数的94％；变体诗(四言句占一半左右的诗)8篇，其余11篇除《卫风?木瓜》不含四言诗句外，其余10篇皆为含有少量四言的杂言诗[1]。从诗句的层面来看，《诗经》共有诗句7284句，其中四言诗句6667句，约占92％[2]。可以看出，四言是《诗经》的主要诗体，其他句式所占的比重很小。另外，《诗经》中大量还存在着“截短”和“拉长”诗句以满足四言句式要求的现象，有时甚至不惜破坏语法规律或句意以迁就四言句式。有理由认为。“《诗经》之所以采用整齐划一的四言句式，并非是出于《诗经》本身容表达的需要，而是受了一种内容之外的、与节奏有关的强大因素的制约。”[3]《诗经》是一部乐歌总集，《诗经》所录全为乐歌[4]，故影响《诗经》诗体形式的强大因素――节奏，即应当是指音乐的节奏。 　　《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其四言诗高度发达的文学现象应与当时的礼乐制度和雅乐体系密切相关。王秀臣认为，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成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过程正好与雅乐体系的发展与成熟相一致，与《诗》文本的结集和形成相一致。雅乐作为周代典礼制度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典礼的内容与形式直接决定了雅乐的艺术构成．而典礼制度的发展变化，带来了雅乐内涵的变化。典礼、雅乐和《诗》三者同源同构，三位一体。共同构筑起周代礼乐文化的整体框架[5]，鲜明地指出了周代雅乐和《诗经》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周代的雅乐体系中编钟(此处指乐悬礼器――甬钟、纽钟和铸钟三种编钟)的地位非常显要。编钟不仅是享神娱人的工具，而且是身份、等级和财富的象征，同时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宗教含义。“在周代礼乐制度中，礼以鼎为中心，乐以钟为中心；与列鼎制度同样重要的就是编钟制度”[6]，可谓学术界的一般共识。曹玮、魏京武在探讨周代编钟的礼制意义时认为，“钟在西周乐制中起着主要作用”，“西周乐制是伴随着编钟制度的出现而形成的”，“正是编钟制度的形成，以编钟制度为中心的西周乐制才得以确立”[7]，指出了编钟在周代乐制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在周代雅乐中的重要地位。在周代的礼乐活动中，金奏是最为隆重的演奏方式，周代重要的礼乐活动多以金奏奏之。如《周礼?春官?钟师》载：“掌金奏。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被夏》、《骛夏》。”郑注曰：“金奏，击金以为奏乐之节。金谓钟及?D。”周代的缦乐、燕乐、乡乐等也常以钟、鼓、磬等打击乐器来演奏。如《周礼?磬师》云：“掌教击磬、击编钟，教缦乐、燕乐之钟磬。凡祭祀，奏缦乐。”郑玄注：“燕乐，房中之乐，所谓阴声也。二乐皆教其钟磬。’《周礼?钟师》载：“凡祭祀、飨、食，奏燕乐。”郑《注》日：“以钟鼓奏之。”《周礼?钟师》：“掌鼙，鼓缦乐。”赵敏俐先生所划分的周代四类乐歌――《九夏》、雅乐、乡乐(燕乐)和缦乐[8]从上述文献来看都主要以金奏奏之。可见金奏在周代礼乐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另据《周礼》所载，周代祭祀、飨、食、宾射、军中恺乐等也主要以金奏为节。如《周礼?铸师》“?D师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乐。飨、食、宾射亦如之。军大献，则鼓其恺乐。”“掌金奏之鼓”下郑《注》日：“谓主击晋鼓，以奏其钟铸也。”《周礼?大司乐》载：“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钟鼓。”《周礼?乐师》“凡国之小事用乐者。令奏钟鼓。……飨、食诸侯，序其乐事，令奏钟鼓，令相，如祭之仪。燕射。帅射夫以弓矢舞。乐出入，令奏钟鼓。”《周礼?笙师》：“凡祭祀、飨、射．共其钟笙之乐。燕乐亦如之。”“钟笙”郑《注》曰：“与钟声相应之笙。”即笙师的职责之一就是在祭祀、飨、射时演奏笙乐以配合钟鼓之音，说明祭祀、飨、射时音乐的节奏是以编钟等打击乐的节奏为主的。从以上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周代重要的礼乐活动大都是以金奏作为音乐之节的，周代的礼仪用乐歌亦主要以金奏等打击乐的节奏为主。 　　综上所述，周代重要的礼乐活动及礼仪用乐歌(包括《诗经》乐歌在内)主要以金奏为节，故前面论者所云《诗经》的四言句式“是受了一种内容之外的、与节奏有关的强大因素的制约”，这一强大因素――节奏，即应当是青铜编钟等打击乐器所产生的金奏。 　　周代乐悬编钟主要包括甬钟、镩和纽钟三种类型。?D的出现年代最早，但镩在早期主要流行于南方古越族的活动区域，是与中原商铙并行发展的两种不同乐器。只有一些时代上较晚的铸，如克镩、秦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