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永驻刘三姐.docVIP

魅力永驻刘三姐 　　为选取“好山好水”，采景时苏里不取一般人经过的地方，而是专找山沟旮旯，刘三姐与阿牛定情的大榕树，就是当时人迹罕至之处。因影片在此拍摄，多年后成了旅游热点。 　　 　　歌仙美名天下传 　　 　　“柳州有个鱼峰山，山下有个小龙潭，终年四季人来往，歌仙美名天下传。”这首在广西流传久远的民谣所咏诵的“歌仙”，就是在当地家喻户晓的刘三姐。对这位活跃于众多民间传说中的女歌手，虽然各地具体说法不一，但能歌善唱却是完全一致的。在其起源颇早的宜山、柳州一带，相传刘三姐原是罗城县人氏，自幼爱唱山歌，为其父所不容，随哥哥刘二逃奔宜山县下枧河畔外婆家安身。因打抱不平，唱歌抨击财主，财主恼羞成怒，要害死她。一天趁三姐上山砍柴，财主派人砍断了她攀附的葡藤，使其坠落江心。但三姐没有死，坐在葡萄藤上沿江飘流到柳州，在鱼峰山上的鲤鱼岩里唱了七天七夜山歌，最后成仙飘然而去，留下了大量的山歌。这些山歌有赞颂劳动的，有表达劳动人民心愿的，有反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的等等，因而深受壮族人民的敬仰和爱戴，把刘三姐当作智慧和理想的化身，祖祖辈辈讴歌、敬仰。刘三姐的故事不仅在广西各族人民中代代相传，而且影响遍及广东、湖南、贵州等省，很多地方还传闻留有她的遗迹。 　　 　　1958年底，中共柳州市委为向国庆10周年献礼，号召并组织创作反映广西人民尤其是壮族人民生活、斗争的文艺作品，有关方面听取地方长者出谋献策，从所提供的柳州特有的地方掌故、民间传说中，筛选出歌仙刘三姐的故事，指定彩调剧团编演成戏，经“集体创作” 诞生了彩调剧《刘三姐》。该剧上演后之所以出现了老少咸宜、雅俗共赏、人人爱看、个个学唱的反响，除了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和表演技巧等有独到之处，还在于大胆运用山歌形式，在剧中安排了百多首生动、优美，具有浓郁生活气息和鲜明民族特色的民歌，让民歌与彩调融为一体，令人耳目一新。而这一做法曾遭受很大阻力，最初在南宁汇报演出时，就有许多否定意见，认为“歌剧不像歌剧，彩调不像彩调”、“山歌不是戏剧所需要的动作性语言”、“风格不统一”等。幸而广西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以及相关地、市委领导给予鼓励与支持，肯定《刘三姐》这个戏不仅可以用民歌，而且应该多用民歌，把最好的山歌用到戏里来。来自首都的著名剧作家、戏剧理论家贺敬之、张庚等，也为创作人员打气壮胆，肯定《刘三姐》大有前途，并以《白毛女》的创作经验加以启发、印证，还就剧本的结构提出具体意见，建议把主题的社会意义挖掘得更深一些。当地领导提出能否从北京请人帮助修改，他们当即答应，特意推荐擅长歌词写作的编剧乔羽，前去柳州帮助工作。乔羽与该剧创作人员一起下乡采风掘宝，搜集大量精彩民歌，根据剧情发展需要，整理、改造并重新创作大量新山歌用于戏中，果然取得很好效果。 　　正是由于乔羽介入彩调剧《刘三姐》的加工修改，为它最终走上银幕提供契机。此前因相继应邀为《祖国的花朵》创作歌词、出任《红孩子》编剧，乔羽曾两度与长影合作，直接打交道的就是导演苏里，两人因之结下伙伴式深情厚谊。乔羽到广西不久就与苏里联系，告知《刘三姐》这个题材颇有特点，很适合改编成电影，促成苏里关注该剧。 　　 　　担架上指挥拍摄 　　 　　1959年11月，苏里兴致勃勃地赶赴柳州与乔羽会合，连晚观看彩调剧《刘三姐》的专场演出，观众只有来柳州视察的王震将军和他俩，以及当地陪同的官员。乔羽悄声问苏里：“感觉怎样？”苏里直言相告:“我不喜欢。”这一方面因为此时的《刘三姐》尚属初创阶段，各方面都比较粗糙，苏里感到该剧时代背景、人物造型、歌词、表演等确实问题都不少；另一方面也在于苏里刚刚结束《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拍摄，从火热的时代前沿乍一转向看似冷僻的民间传说还不太适应，正如他自己所坦言：“我更喜欢现实题材的东西，《刘三姐》毕竟距离我们的生活远些。” 　　乔羽并未轻易放弃，一再劝告苏里，如果下功夫，可以搞成一部好电影，要苏里等待一段时间再来。待到半年后苏里再赴柳州，乔羽的电影《刘三姐》构思已具雏型，刘三姐作为一个歌手敢跟强权斗争的形象开始凸显出来，在苏里印象里明显高大起来。尤其令他兴奋的是，乔羽等人经过这段时间的辛勤努力，已收集了上万首的民歌。有关这位“歌仙”的民间传说太多了，叫刘三姐的、刘三太的、刘三奶的、刘三妹的什么都有，其中糟粕不少，真正健康的句子都是乔羽等加工的。为积累创作素材，苏里专门用两天手抄了一大本，要求乔羽择其精华用于电影之中，后来又向作曲雷振邦作了介绍。在完成的影片中，乔羽以此为基础精心创作了一系列精炼隽永、优美朴素、明白晓畅、生动活泼的歌词，雷振邦则充分利用富于地方特色的广西壮族民族曲调，为之谱上优美动听的旋律，给全片大大增添了光彩。 　　苏里和乔羽对未来影片的主题、风格和人物等作了通盘设想，确定全剧以歌唱事件贯穿一气，在样式上要拍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