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解读西方音乐的中国视野.docVIP

探寻解读西方音乐的中国视野 　　2007年4月21日至24日，由西安音乐学院和上海市第二期重点学科“音乐文化史”特色学科主办的“中国音乐家协会西方音乐学会第二届年会”（以下简称“年会”）在古城西安举行，来自全国各大音乐学院、艺术院校以及综合类、师范类院校音乐系科从事西方音乐研究与教学的专家、学者和教师共120余人参加了本届年会。从构成上来看，“年会”的代表来自国内不同的地区和不同层次的教学、研究单位，因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本届年会的议题是“西方音乐作品的解读――历史?分析?批评?方法”，围绕这一中心议题与会代表共提交了60余篇具有相当水准的论文。此外，“年会”期间德国音乐学学会的会长阿藤伯格教授、美国北得克萨斯州大学的卓仁祥教授所做的专题发言更为此次会议增加了相当的学术含量。 　　从上世纪30年代王光祈开创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的先河至今,“在中国的西方音乐学科建设上，我们已经有了一支观念进步、学风严谨、重视方法的基本学术梯队，有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著作和研究成果，有了初步的学科教学体系、教学方法和教学经验，并在全国范围的文化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可以说已经形成了学科建设的基本架构。”（引自杨燕迪《工作报告》）而与此同时，与之不相称的是，一直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将这些成果和资源有力地整合起来，形成更大的推进学科发展的合力。这一局面，直到2003年“西方音乐学会”的成立才得到改观。作为全国从事西方音乐研究与教学的同仁们的精神家园，“学会”成立虽然只有短短4年时间，却已经显示出了在学科发展上强大的凝聚力和推动力。这一点在本届年会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作为学会的现任会长，杨燕迪用“圆满成功”来评价此次年会。他认为，无论是从参会论文的数量、质量还是参会人员的积极性来说，都超出了预期的目标。在谈到本次会议的成果时，杨燕迪总结了4个特点：1.更加注重音乐作品解读和分析的方法论意识和方法论探讨。研究音乐作品的方法论上，对于为什么研究作品、怎样研究作品等问题，大家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意识。2.对具体个别作品的探究愈加深入，在解读的角度上也更加多元。大量文章和发言以某作家作品为中心，但通过对于一部作品中所包含的文化、历史、生平、结构、思想等全面介入，看到更大的世界。3.研究视野更加开阔，所选作品风格范围广阔，年会提交的论文涵盖了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古典、浪漫、现代等西方音乐史的六个重要断代，既有重要作曲家和作品，也有边缘性的作家与作品，这显示了我国西方音乐研究近年来开始向纵深发展。4.作为学科发展的后备力量，研究生群体已经成长起来，本次与会的代表中研究生的比例占到了三分之一强，而且其中一些人表现出了较强的研究能力。这使得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梯队建设形成了良性发展的局面。 　　在本次年会的众多研讨课题中，“音乐学分析”的概念无疑是一个频繁被大家谈起的热点。由于历史的原因，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一直更多地集中在作品音乐本体的分析，而较少涉及“意识形态”的有关作品产生、音乐家生活的社会、文化背景等问题的探究。这从某种意义上限制了研究的学术视野和学术深度。有感于这种局面，于润洋先生于1993年在他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今天，“音乐学分析”的概念已经得到了广大学者的认同和实践，并成为当今中国西方音乐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年会上杨燕迪、姚亚平、陈鸿铎、彭志敏、余志刚等多位教授的主题发言，都是围绕这一主题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展开的。姚亚平在其名为《探索音乐学分析》的发言中，首先阐明了于润洋音乐学分析思想的由来以及他对处理音乐学分析所面临的技术难题所进行的初步探索。进而指出了，“音乐学分析”这一在特殊的学术背景提出有着“中国特色”的概念，相对于西方传统的“音乐分析”有着其特殊的学术价值。接下来姚亚平提出了个人对于音乐学分析文本阅读和意义阐释的双重任务的认识。最后，做出结论，“中国音乐的前途只能在于创造，……将音乐研究视为表达自己思想理念的场所……在表达对西方音乐、西方文化的认识中自信地表达自己”。 　　如果说姚亚平的发言是对“音乐学分析”概念的产生和内涵所做的一个学理性的梳理，那么杨燕迪的报告《倾听中的思――肖邦〈降A大调第一即兴曲〉Op.29的直观性描述与诠释学解读》就是对这一概念实际应用的一个示范性的模本。他通过对肖邦《降A大调第一即兴曲》Op.29从作品分析和诠释学两个层面的个性化解读，试图突破普通“乐曲解说”与“曲式分析”所无法揭示出的作品真正立意。首先，它通过对作品音像和乐谱进行“直观”性聆听与描述，跟随音乐的时间维度，分析了作品的基本创作手法。在此基础上，他又从诠释学的角度，从作品的艺术价值、社会/文化等层面进一步阐明和解释了这首作品的文化意义和精神启示。并特别指出，这种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