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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民”时代的剩余“光荣” 　　摘要　电影《耳朵大有福》最大的戏剧结构张力是来自一个还带着过去自尊优越惯性的老工人与“后人民”时代环境的对立和错位，喜剧元素获得了历史感的表达。影片讲述了小人物精神上的自我迷失和艰难的寻找。范伟水过无痕的表演，将自嘲反讽、深沉的感伤和冷峻的怀疑相交织，构成一种特别的幽默效果，使得这电影和追求逗乐、“丧失了社会意义”的垃圾“贺岁片”保持了距离。 　　关键词　贺岁片；历史感；剩余快感；自嘲反讽 　　 　　铁路机务段退休工人王抗美(范伟饰)耳大体宽，一副富态相，尽管生活谈不上宽裕，但是还没有落到疾恶如仇的作家们通常愤怒和哀悯的社会“底层”，没有挣扎在生存的边缘，没有处在非人的屈辱里。虽然“铁老大”已今不如昔，但如果不是妻子病重在床，“少一半的退休金”的他还真的可以在其他下岗工人、退休老头面前炫耀一下遛弯舞剑的悠闲、引吭高歌的未尽激情。老王有理由保持下半生的骄傲。王抗美这样“修机车”的铁路技术工人，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承受改革冲击较少，端的“铁饭碗”还算稳当，至少没有不得不独自下海的闯荡凶险。几十年，体制内带来的政治尊重和经济保障还没有耗尽，妻子病重，药费报销还算“准点”，他抽烟“抽的是信仰”，有能“实事求是”讲述的“光荣过去”。王抗美给单位提的最后要求是活了半辈子落下的气喘病能否算个“工伤”，但自己也感觉“不是那么回事情”。退一步，依世俗的标准，他也有叫人羡慕的地方，有一个能常常挂在嘴边的“大款姑爷”。但是，就算有些心理准备，他还是感到退休后，一下子被抛出体制到“社会”上的恐惧和慌乱。对老王这种体制保护色彩较浓的行业退休工人的心理状态，影片描述得十分真实、准确。正因如此，才能理解他不再上班工作后的失落是那么强烈，为什么对单位外面的社会如此陌生好奇，竟然还有那么多与年龄不相符的天真幼稚的想法，也才能理解他为什么恍然生活在过去，依然怀有“工宣队”情结，还保留一份一辈子革命话语的意犹未尽的豪情! 　　著名导演黄建新谈喜剧电影几个要素之间关系很精辟，认为戏剧结构、语言、演员几个要素间，戏剧结构最重要，喜剧来源于运用结构自身产生的关系。影片最大的戏剧结构张力是来自一个还带着过去自尊优越惯性的老工人与“后人民”时代环境的对立和错位。“欢送进行曲”中接过“光荣退休”的镜子，老王难以摆脱单位的生活轨辙，一切都平淡无奇，一切还是照旧，日子贯穿在准点的早晚新闻联播、天气预报中，列车行进的哐瞠声犹在耳畔。报纸电视里纪念“长征50周年”的活动报道唤起他的光荣过去。年轻时，他当过长征组歌里面的男生独唱，火过一把。到现在，老朋友，老“粉丝”的恭维，让他依稀有点“偶像”感觉。过去在回味咀嚼中有滋有味，下意识中他还透出些虚荣。在擦鞋店里考察市场时人家问他是干部啊体察民情来啦，他就顺竿自吹一下，是啊，下来走走。但街头小混混都看出他是装的，敢于在他面前耍无赖。除了他自己还端着个身份，没有谁把他放在眼里。走出体制的大门，下半生“命运”如何，他发现绝不会像电脑那样算得“亨通”。他晕头转向，几乎迷失自我，一会儿被别人羡慕，一会儿被人奚落。误人传销队伍被公安教育，草台班子老板视他如怪物。刚才，看不起公园里摆摊的小贩，他可以不依不饶训别人；马上，路边修车人就可以给他不大不小的羞辱。他陷入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存在困境，“令人恼火倒不是因为它嘲笑和攻击我们，而是因为它通过揭露世界模棱两可的面目否定我们，否定我们的确定性。”王抗美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是在“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中度过，那里有他的青春、爱情，有一套作为人生底色的价值观。在“后人民”时代，传播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生活空间里既强大又似是而非，原有的价值理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续含混，像“长征50周年”的活动之类庞大的革命能指体系被投入市场经济的空间中，不是被改写，就是被消解，它也许还有点意识形态的抚慰功能，能让老王这样的老工人感到慰藉。但是，这种政治文化提供社会政治地位上的支持和保障已经被现实无情架空。王抗美面对的社会本真，其实已经从电影中获得了隐喻般的呈现，就是那个不断流通着、写着“周杰伦”的一元纸币，它把商店小贩、公园里摆摊的骗子、修车人，把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意义丰富而耐人寻味。过去的“主人公”，现在只能是一寻找自我的小人物，欢喜逗乐、多愁善感、唠叨抱怨。他的价值只能体现在家庭中，是一好丈夫，尽心尽力伺候年轻时候长征组歌里面的“女生领唱”、现在病卧在床的“老伴”。退休后一天发生的一切，让老王的自尊、那点优越的身份感一点点剥落、消解。 　　当然，生活之为生活而不是只是营生，就在于它除了具有日常的吃喝拉撒，有对严酷现实的适应，还具有对精神意义的寻找。越是痛苦的生活越需要赋予它价值与意义，需要精神的自我拯救。过去的，作为人生底色的生命感受成为一种难以割舍的体验。这种状态可以借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