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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生存身份设定的审美内蕴 　　[摘要]诗人是一个民族最个我的文化心态的标识，本文从作者为林黛玉设定的“闺阁诗人”这一生存身份层面，解读林黛玉悲剧人格塑造的独特文化心理，发现固执的求洁意识、植根灵魂的家园之思、强烈的个我意识、创痛自舐的心理等文人意识在林黛玉性格中的显现。探索中国文人意识对曹雪芹创作林黛玉形象的影响，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到林黛玉形象的审美内蕴。 　　[关键词]生存身份；闺阁诗人；文人心理；审美内蕴 　　 　　“让人物说话”，“贴着人物写”(沈从文语)，是小说笔法的基本要求。而人物创作的底蕴却深镌着个人的、民族的精神气韵和文化内涵。林黛玉是《红楼梦》中最为突出的艺术形象，也是作者泣血塑造的最为重要的人物。我们从审美的视角去关注曹雪芹为林黛玉设定的生存身份，会发现十分丰厚的审美内蕴。 　　“从黛玉的生活意识与文学修养上，作者使我们看到中国封建时代闺阁中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风范。”作者将闺阁的风韵婉约清灵和文人的高雅自洁钟毓黛玉一身，使黛玉如一株临风玉树，卓立于其他闺阁女子和自古以男性为中心的文人世界。其实，曹雪芹为林黛玉的准确定位是一位诗人。在大观园中，宝黛二人可谓“双峰并峙、二水分流”，才可比肩，都堪称学者，宝钗输黛玉者唯有诗才。观黛玉作诗，挥笔而就，毫无苦吟之状；观黛玉之诗，风流超逸、孤标独树，自有一种和云伴月、登仙化蝶的空灵飘渺之概，称之为诗人当毫不为过。问题是作者将这位闺阁弱女设定为诗人其用意何在?文人和诗人有何不同?诗人隶属于文人，在文人阶层，诗人是最民族最个我的，它不是一种符号，一种身份的的界定，而是一类人群一个民族最敏锐、最痛苦、最柔软、最执著的独特文化心态的标识。如果我们从中国古代诗人的心理层面来解读林黛玉的悲剧人格，就会发现林黛玉之美的深层文化底蕴，品出作者“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个中滋味。 　　林下求洁的生存旨趣。“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中国文人士子的救赎情怀，“善”意味着“自修”、“自束”、“自洁”。自屈原沉降，文人的自洁意识就积淀下来，成为中国文人独特的文化心理之一。曹雪芹在小说中几处语言设置，有意识地点化林黛玉的文人品格和求洁意识。有研究者认为，林黛玉的名字本身就充满着象征意蕴，“林”在中国文学中早已定型为隐者意象，唐诗中用“林下之人”称隐者。“玉带”本挂庙堂却居林中，实谓落魄托寄，而“世外仙姝寂寞林”则正喻示林黛玉是超脱凡俗的隐者，寂寞人间无人慧识的珠玉。黛玉之貌，烟眉淡然，情目幽独，似有绝世神韵。黛玉居处，“千竿翠竹遮映”，“凤尾森森…龙吟细细”，静幽绝尘。竹喻君子之节，不从流俗。宋代诗人苏东坡诗云：“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元代散曲作家马谦斋在《水仙子?咏竹》中赞道：“贞姿不受雪霜侵，直节亭亭易见心”，居竹当竹性竹心使然。作者有意让黛玉菊花诗夺魁，自制芙蓉花签，亦非闲笔。菊者，隐也，芙蓉者，洁也，与竹相映，共同构筑着林黛玉寂然林下，受风雨侵袭仍高邈脱尘、不同流俗的精神气质。林黛玉的文人情怀蕴含着作家的审美追求和价值取向，曹雪芹一生遭罹家门不幸，有才补天，却身陷浊世，又不愿屈心抑志，故幽思落魄，胸中块垒郁积，借黛玉形象一抒自我情怀。所以林黛玉虽为闺阁文人，却代表着“怀瑾握瑜兮，勇不知所示”，不愿变心从俗、陷高洁于污淖浊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遭际和不幸命运。 　　植根灵魂的家园之思。“风筝形态”是中国诗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一方面，为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常漂泊江湖，身在山野，变动不居；另一方面，求温馨、慰藉、稳定、团圆的民族心态积淀，又使他们心灵深处有着固执的家园之思。中国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国度，家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中心意象，是中国人生存的本位，安身立命的根据。中国古代诗人固有一种恋家情结，有人称之为“游子想象”。这种“游子想象”中的家不是后来形式意义上的故园故土，而是基于人伦关系的家，家中有父母、兄弟、妻子、亲朋等等类我的血脉存在。家是漂泊游子的稳定寻求，是精神守望的园地和归宿，“无家可归则成了人生中至为可怕和人皆齿冷的事”。林黛玉没有男性诗人“求闻达”的羁旅流程，但自小丧母，女性精神依恋没有归依，父丧后林黛玉对家的离开是不包含重返的绝离，是“东流不作西归水，落花辞条羞故林”(李白)。林黛玉此后的生存状态是一种完全被抛出的状态，这种完全“被抛出”的状态和她诗人的秉赋胶着，加重了她失家的焦虑。“虽说舅母家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也”。她一生都在追问“何以人皆有父母，有姊妹，有房有家，而我常独困于此时也?”丧失家园、寄人篱下是林黛玉一生不能卸去的心枷，她泣残红、掩落花、叹柳絮实则是以物观我飘泊心态的呈现。“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表面上是叹花落无踪，而实际上是哀怜自我命运的凄苦漂零。这种向往家的焦虑、困惑、无奈缠绕着她的一生，尤其是当她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