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未被认识的宣德五彩与青花釉里红瓷器.docVIP

略谈未被认识的宣德五彩与青花釉里红瓷器 　　 　　瓷器年代的鉴定与窑口的划分，是研究瓷器发展史的基础。瓷器窑口的归属是要根据对古窑址调查与发掘结果来判定的。瓷器年代的鉴定要根据墓葬出土的瓷器，特别是纪年墓葬出土的瓷器，把它们作为标准器，进行排比研究的结果作为依据的。两者的相互印证，是解决瓷器窑口（产地）与判断时代的科学方法。 　　上世纪50年代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遵循着这一科学方法，对全国南北各地古代瓷窑遗址进行了调查，对重要遗址还进行了发掘。同时又对全国南北各地出土带纪年的瓷器，也用“类型”学排比的方法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从而，为解决瓷器的窑口（产地）与断代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明清瓷器墓葬出土较少，具有明确纪年的墓葬就更少。因此，墓葬出土瓷器不足以作为我们断代的依据。明清瓷器又不像唐宋瓷器那样具有较固定的标准，断代要求需要更细化，瓷器的品种相当繁杂，并且还有一个后代继承前代的连续性问题等等。因此，对明清瓷器鉴定做到很精确地断代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又加上现在“假古董”充市，鱼目混珠，真伪难辨。所以，明清瓷器鉴定就成为目前较难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近年来新出现不少而过去所十分罕见的明永乐、宣德的青花釉里红瓷器，以及特别重要的，文献中记载的明宣德五彩瓷器，引起了文物界足够的关注。这些明初瓷器正是我们未被认识的。它们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与一般我们所看到的同时期的官窑瓷器有所不同；而又与现代景德镇的“高仿品”有较大的区别。 　　釉里红瓷器在明洪武、永乐时期多呈色偏灰（暗红），色调并不纯正。真正精细的釉里红应该始于宣德。宣德时期釉里红瓷器传世品极少，而且多以三鱼、三果小件高足碗为多，大件梅瓶实属罕见。不过，在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宣德遗址发掘中，出土了不少的宣德釉里红残器。宣德釉里红与青花瓷器相比，其数量比例悬殊，釉里红器极少，而青花釉里红瓷器就更为罕见。青花与釉里红由于着色原料的不同，釉下钴与釉下铜两种原料需要在不同的气氛中烧成，因此，在同一种火焰与同样气氛中烧制，要想使两者都能得到鲜明艳丽，是极不容易的。尽管宣德朝控制烧窑气氛已有了较为成功的经验，但烧制成功的作品还是很少的。在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发掘中，出土了一件永乐青花釉里红海水云龙纹梅瓶。 　　 　　瓷制笔盒最早见于宣德青花器。广东省揭阳市博物馆筹备处收藏有一件“永乐年制”款青花缠枝莲纹笔盒。此件青花呈色浓艳，具有铁色结晶斑点与晕散的特点，明显是用进口青料绘制的。永乐青花瓷器带款者极少，此件带款器由于与鉴定家们常说的“永乐款少”的提法相矛盾而引起质疑。然而，永乐青花瓷器的生产，大部分是为了外销，在瓷器的造型与纹饰上均为满足外销的需要。这类作为外贸瓷器当然是不书永乐年款的，只有少量宫中用瓷才书写年款。在景德镇明御窑厂珠山永乐地层中，也曾出土了一件笔盒，除不带年款外，在造型与纹饰风格上与也广东省揭阳市博物馆筹备处收藏的那件笔盒大体相同。 　　宣德朝虽时间很短，但瓷器生产成就空前，除青花、釉里红、红釉、兰釉瓷器外，五彩瓷器的创烧，更是它的成功佳作。由于传世下来的实物稀少而未被人们所认识，尽管明代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没有实物来加以印证而长期存疑。 　　在明人王世性《广志绎》卷四中有：“宣德五彩，堆垛深厚，而成窑用浅淡”的记载，在高濂《燕闲清赏笺》亦载：“宣德年造如漏空花纹，填以五色，华若云锦，有五彩实填，绚丽悦目”。可见，早在明人笔记中较多地记载了宣德五彩瓷器。然而，长期以来因缺乏实物而使宣德五彩的争论长期得不到解决。上世纪80年代由于在西藏日喀则的萨迦寺的秘藏中发现了一件书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的五彩鸳鸯莲池纹碗才使其得以印证。1988年，在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中又出土了一件“大明宣德年制”款鸳鸯莲池纹盘，让宣德五彩之争更为明了。但这是否是明人文献中提及的宣德五彩呢？这一发现似乎还有些质疑，因为宣德瓷器传世下来的都较为丰富，不仅数量少，而且与文献记载的宣德五彩并不相符，学术界意见也并不一致。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五彩”，也有的称其为“斗彩”。这是因为有的学者在探讨“斗彩”起源问题时，往往将它称其为“斗彩”，在探讨“五彩”问题时，也常称它为“五彩”。在分类上，也有称它“青花五彩”的多种。 　　所谓“五彩”，应是用釉下青花先绘一部分纹饰（局部），上釉后入窑烧制，再用红、黄、绿、紫等色彩绘制另一部分（绘青花时有意留下的），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相结合，组成一幅完整图案的，称为“五彩”。“斗彩”则是先用釉下青花勾画出整个图案的轮廓线，上釉后入窑烧成，再用红、黄、绿、紫等各种色彩，完全按青花轮廓线填彩色者称“斗彩”。五彩一般强调的是色彩之丰富，有多彩之意。斗彩则一般强调釉下彩与釉上彩，有争奇斗艳的含意。五彩以浓艳为美，斗彩以淡雅为秀。 　　宣德五彩色彩丰富，呈色浓艳，除青花外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