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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早期电影的现代性变奏 　　[摘要]与当代影人力图“丢掉戏剧的拐杖”不同，中国早期电影人很注意从文学、戏剧借力。认真从鸳鸯蝴蝶派、现代派、左翼文学以及西方电影那里汲取营养，发展自身。本文旨在通过早期影戏、鸳鸯蝴蝶派、现代派、左翼电影以及费穆实验电影等具有代表性的电影形态，进一步研究中国早期电影在曲折前进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现代性变奏。 　　[关键词] 中国早期电影；现代性 　　 　　当代电影有一种观点认为，电影要发展就要“丢掉戏剧的拐杖”，甚至也要摆脱文学的影响，发展独立的“第七艺术”。然而中国早期电影经验告诉我们：中国早期电影不仅没有抛开文学、戏剧，而是认真从鸳鸯蝴蝶派、现代派、左翼文学以及西方电影那里汲取营养，发展自身。当然，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曲折前进的过程中呈现为一种现代性的变奏。 　　 　　一、早期“影戏”中的现代性观念 　　 　　被视为中国第一部电影的《定军山》拍摄于1905年，然而中国电影的真正起步却是在上世纪20年代。当时。“影戏”是中国电影人非常看重的艺术观念。如我国早期电影的代表人物郑正秋(1889―1935)就把电影看做戏剧之一种。现存最早的中国电影如《劳工之爱情》等，大都实践着他关于“影戏”的创作理念。 　　对于郑正秋来说，电影既是舶来品，自然要学习西方，如《劳工之爱情》这类滑稽戏，即是向好莱坞学习的成果。但是，电影主要是给中国人看的，所以，郑正秋也深深懂得要适应国人的口味，如《孤儿救祖记》《姊妹花》等，力图在“欧化”与“旧道德。旧伦理”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他认为：“照中国现在的时代。实在不宜太深，不宜太高，应当替大多数人打算，不能单为极少数的知识阶级打算的，艺术应当提高，这句话我们也以为不错，不过只可以一步一步慢慢的提高，否则离现代社会太远。”这对中国电影而言是一种合乎实际的现代性的起点。 　　郑正秋的影戏观不偏激、不过火，在接纳西方与发展民族文化的同时，为中国电影开创了本土化的叙事传统。即便在他逝世后，这一传统仍得到了继承和发展。1947年，蔡楚生与郑君里合导的史诗作品《一江春水向东流》可说是这方面的典范。影片采用中国章回小说的结构方式，又借鉴中国传统戏曲的叙事模式，同时把来自苏联电影的蒙太奇观念与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技巧结合进来，这确实体现出中国早期电影人非常现代的艺术观念。 　　 　　二、重新认识鸳蝴派小说与电影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因为资本、技术、环境等方面的原因，电影业并不成熟。在这个时候，鸳鸯蝴蝶派进入电影。可以说是注入了一股活力。许多鸳蝴派作家如包天笑、周瘦鹃、徐卓呆等都编过剧本。像《玉梨魂》《啼笑因缘》《荒江女侠》等由鸳蝴派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很受市民阶层的欢迎。据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各影片公司拍摄的共约六百五十部故事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鸳鸯蝴蝶派文人参加制作的，影片的内容也多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翻版。”由此观之，鸳鸯蝴蝶派对当时电影的影响可谓巨大，但在后来的电影史叙述中，对鸳鸯蝴蝶派却都是贬斥的口吻：“他们带给电影的主要影响是思想上的庸俗化；创作方法上的反现实主义。”“多数影片迎合社会浅薄心理，没有正当的思想目的，艺术上人物形象雷同，情节结构千篇一律，特别其中所包含的庸俗的思想内容更给广大观众不健康的影响”。 　　这种评价是不公正的。笔者的看法是，在辛亥革命后出现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本身就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它所描写的人物大都受过现代文明的熏陶，并且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行侠仗义、谈情说爱，俨然已成为市民阶层平庸生活里的消遣。普通五四大众脑海里现代生活的想象和寄托。可见，鸳鸯蝴蝶派是适应了新的社会发展，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三、从《上海摩登》回溯早期中国电影人 　　对现代性的认识 　　 　　提到早期中国电影人对现代性的认识，我们不能忽略了李欧梵其人。在他看来，工业文明条件下产生的“城市”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基础”。“而1930年的上海确实已是一个繁忙的国际大都会――世界第五大城市，她又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一个国际传奇，号称‘东方巴黎’，一个与传统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世界。”因此，《上海摩登》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描述，与其说是在进行“怀旧”，还不如说是在追寻中国现代性的谱系。 　　在《上海摩登》这本书里，李欧梵似乎找到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根”。他从施蛰存、邵洵美、叶灵凤等人的所谓“颓废”作品发现了与西方的波德莱尔相衔接的现代性，并进而肯定了刘呐鸥、黄嘉谟等人所倡导的“现代电影”观念。 　　1933年3月，《现代电影》杂志创刊，以刘呐鸥、黄嘉谟为代表的“软性电影”论者将“新兴电影”与“现代电影”分别称为“硬性电影”与“软性电影”。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