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兆濂书岳飞《满江红》.docVIP

牛兆濂书岳飞《满江红》 　　牛兆濂书岳飞《满江红》墨迹，宣纸本。据原件收藏者蓝田县张河湾张先生口述，其父张维浚生前与牛兆濂为友，此件乃牛先生之馈赠品。书写年代不详，当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作品。 　　岳飞《满江红》一词历来广为传诵，然读此件，多处与原词字词不符。是牛先生书写时的笔误吗？当然不可能。那么，应如何看待呢？ 　　牛兆濂（1867～1937年）字梦周，号蓝川先生，蓝田县新街人。清末民初关中名儒，程朱理学的末代传人。他精通易理，兼及小学，且工于诗词联赋。以多才故，民间呼为“牛才子”。牛先生一生，布衣自足，不慕荣利，以耿介廉洁自守，具冰雪之操。自1918年起，设馆授徒，讲学于芸阁书院。学生遍及全国，乃至朝鲜、日本士子亦慕名而来从之学。牛先生以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学术思想教育学生，其尤重视者，在于大节，即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他自己毕生亦身体力行之。“时穷节乃见。”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先生的行止最足以感人。据其友人兴平大儒张元勋《牛蓝川先生行状》载：“闻东北失陷，（先生）泫然流涕，并减膳数月，时用攘夷之说启发诸生，又为篇什，播之遐迩，以激励国人。其民胞物与之怀，迥非高卧林泉隐维风化者所得比拟！”文中所谓“又成篇什”是指先生曾写《阋墙诗》对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表示愤慨和殷忧：“……阋墙兄弟本非他，外侮急时愿止戈。万事到头须自悟，算来毕竟不如和。撤去藩篱即大家，同心悔祸福无涯。眼看巨流滔天起，况复中原尽散沙。”1933年日寇侵占山海关，复据承德，牛先生忧心如焚，曾联合张元勋等，纠集义勇军500余人，通电全国，决心出师抗日。在电文中他慷慨陈辞：“倭奴野心，吞噬无已，势欲统一全球。我国岌岌，危在旦夕……仆等惊心国难，匹夫有责；但知救亡，他无所望。倘蒙采纳，仆等虽身死疆场，亦可告无罪于天下矣！”后因诸多因素，此行未果。然先生一颗拳拳爱国之心时刻都在激动中，除了像陆游那样“百无聊赖以诗鸣”之外，他又书写了岳词来寄托报国热忱。《满江红》是英雄诗人的英雄诗篇，表达的是抗金英雄的壮怀，也是中国人民奋起杀敌的吼声。虽历千载，其震撼力、号召力未有丝毫衰减。牛先生平素最敬仰岳飞，曾写诗称岳飞：“将军忠义动天地，日月明光万古馨。”在祖国山河惨遭焚掠的危急关头，他自然又想到岳飞和他的壮烈词章，于是特别书写了《满江红》，并有意作了个别字句的改动。这样，牛先生所书写的《满江红》一词的抒情主人公不再是诗人自己，而是勇赴抗日前线的热血健儿了。原词中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牛先生改为“二十年中尘共雨，三千里外云和月”，显然是指当时的国家形势而言。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20年中，中国处于风雨飘摇，烟尘弥漫的战乱之中。帝制乍废，继之军阀混战，外寇入侵，仁人志士安能不“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这里“三千里外云和月”指抗日战场的血与火的激烈战斗，“三千里”只是概指，并非确切里程。“靖康耻”改为“建康耻”，将年号改为地名。东晋、南朝时称南京为“建康”。“建康耻”即南京耻。“臣子恨”改为“臣子愤”，“何时灭”改为“何时泄”，接近现代口语，因为人们通常说“泄愤”而不说“灭恨”。“驾长车”改为“便乘车”切合实际，古用战车，今用军车。“便”有立即、马上的含义，正表现出抗日战士急切杀敌的心情。最后改“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为“要从新整顿旧山河”。“待”即“要”，“收拾”即“整顿”，但后两个词更通俗，更常用。“从新”含有“从头”的意思，但强调了方式和内容的变更。总之，牛先生借用岳飞原词的意境，稍作改动，充分表现出新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人民面对日本侵略者同仇敌忾的爱国激情和高亢呼声。 　　从形式上看，牛先生改动岳词是一丝不苟的。所改字词在平仄格式、用韵规则方面悉与原词相符合。如改“灭”为“泄”，不出词韵入声九屑。当系有意为之。 　　书写名家作品必须忠于原文，不能丝毫改动，这是人们熟知的规矩。但特殊情况下的特殊用途则可以例外。清人徐枕亚《咏悍妇》诗是将唐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诗改动数字而成的，读之，令人忍俊不禁。鲁迅先生在日寇攻占山海关，北京危在旦夕的1933年1月31日，剥崔颢《黄鹤楼》诗，对将罹危难的大学生寄予同情，并辛辣地讽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牛先生的做法亦类似之。 　　改革开放以来牛兆濂的墨迹屡见出现，但多为楷书，内容也以修身齐家及孝子贞女的轶事为主。这幅墨迹内容独特且为行书，在牛书中应值得倍加珍重。牛先生楷书笔墨沉稳，功力深厚，有似其人格（图2）。此幅则于沉稳中见飞动意，笔法遒劲老辣，字形的大小、欹正、展敛，皆随兴而成。“发”字超长而不臻于野，“阑”“闲”逾阔而不失其健。或用方折之笔，或用圆转之笔，皆得心应手。章法上虽是最常见的纵有行、横无列法，但显得自如而有度。如末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