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政治化语境对“红色经典”改编者的影响.docVIP

浅论政治化语境对“红色经典”改编者的影响 　　[摘要]红色经典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学现象，构成了中国上世纪50年代文学的主体，见证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沿革。红色经典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时期，50年代形成发达形态，它的影响至今犹存，特别是随着“重写文学史”与“重读经典”口号的提出及“重读”，“重写”工作的具体展开，对“红色经典”的重新审视成了不可回避的话题。本文重点阐释政治化语境对红色经典影视剧改编者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对改编者创作心态的影响．其次是政治化语境对改编者艺术构思的影响。 　　[关键词]政治化；红色经典；创作心态；艺术构思 　　 　　从1957年的小说《林海雪原》到1958年的话剧《智取威虎山》，从1964年版的京剧《智取威虎山》，再到1970年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是一个连续的改编和修改的过程。从这些间隔时间不长，然而面目却发生了巨大变异的剧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快速更迭的政治化文艺政策制约下，文学名著在改编时对主流社会语境亦步亦趋、勉为其难的窘态。事实上，一旦文艺创作被完全政治化，也就不再有可能创作出高品位的文艺作品了。1970年前后，文艺的政治化达到了顶峰，这个时候江青等人虽然还在努力的培养更多的样板戏，但这些为数不少的第二批、第三批样板戏，却怎么也达不到第一批八个样板戏的水平。原因是复杂的，但文艺的彻底政治化应该是最大的原因。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改编者所处的社会语境，尤其是政治环境对名著改编有巨大的影响。社会的政治语境对名著改编的影响是需要通过对改编者的影响来实现的，从《林海雪原》及其相关小说的改编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政治化语境对改编者的创作至少有两方面的影响。 　　首先是对改编者创作心态的影响。改编是文学创作的一种特殊形式，成功的改编必然也要像成功的创作那样要求作者有一个较为自由的创作心态。然而在“十七年”时期和“文革”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名著的改编者们是不具备自由心态的。在这方面，汪曾祺的心态颇能说明问题。汪曾祺是当时最受江青倚重的编剧，他不但作为《沙家浜》的执笔者而为人所熟知，而且参加过对小说《红岩》、《敌后武工队》的改编。汪曾祺说，在江青面前，他是唯一可以翘着二郎腿、抽烟的人，江青谁都可以训斥，就是没有训过他。汪曾祺因此曾在文革后，一度被看作江青的“御用文人”而受到重点调查。即使这一个看似对“十七年”及“文革”时期政治环境相当适应的人，实际上也常感到政治的重压而难有一个自由的创作心态。汪曾祺在文革中得知自己被江青认为有历史问题而要“控制使用”时，他当时的表现是：在饭桌上汗如雨下，不说话，脸都白了……他自己后来解释说：“反右时挨整得了毛病，一紧张就出汗，生理上有反应。”他觉得江青这个女人不寻常，说不定何处就碰上事。那几年，他战战兢兢，不能犯错误。就像一个大动物似的苦熬着，累了、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汪曾祺自己也说他对江青“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诚惶诚恐”。在这种心态下，纵然汪曾棋才气逼人，也常会在创作中感到身不由己、苦不堪言，艺术才华难以充分发挥。他在奉江青之命改编《红岩》时就自嘲说“样板戏的编剧都有这种本事，能够按照江青的意图无中生有地编出一个戏来。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也许“十七年”和“文革”时期，正值中年的汪曾祺的一些作品如《沙家浜》、《山城旭日》等是能代表那个时代的最高改编水平的，但这决不意味着这些作品能够代表汪曾祺自身应有的最高创作水平。他自从1948年发表了引起轰动的小说集《邂逅集》后，就中断了小说创作三十余年，直到文革后才再一次开始小说创作，并实现了他创作上的第二次辉煌。从汪曾祺一生的创作历程来看，“十七年”和“文革”时期恰是他的创作低谷。这种现象也许只能用他在当时不自由的创作心态来解释。受到江青青睐且富有才气的汪曾棋在当时尚且如此，他人则可想而知了。 　　其次是当时的政治化语境对改编者的艺术构思会产生深刻影响。在那个政治对文学干涉强烈的时代，改编者往往被迫迎合政治语境，难以顾及或常常损害改编本应有的艺术性。汪曾祺改编的《山城旭日》等是这样，焦菊隐等人导演的《智取威虎山》也是这种情况。焦菊隐本质上是一位极为强调戏剧艺术性的学者型导演，他导演话剧的艺术造诣堪称是当代第一人。但在焦菊隐1958年导演话剧《智取威虎山》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正因刚导演的话剧《茶馆》而受到上层人物的警告：“离开了政治风格，讲艺术风格就要犯错误。”被指责“是资产阶级教条主义”，几乎被划为右派。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一贯强调艺术性的焦菊隐，为何在1958年的一篇谈小说改编剧本的文章中，以话剧版《智取威虎山》为例，不厌其烦地强调“‘消灭阶级敌人’，这就是《智取威虎山》的贯穿动作线。”强调改编者应具备的最主要的修养和条件“是要善于正确地确立剧本的最高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