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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扬文学经典的艺术魅力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字字读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从《诗经》到《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数千年来，中国文学经典的艺术魅力历久弥新，对中华文明的兴盛延续，对国民潜在人格的塑造和价值取向的认同，对于增强民族的亲和力与凝聚力，意义重大而不可或缺。试想没有这些文学经典，人们的精神心灵，将是怎样的苍白荒芜啊！雨果说过：“试将莎士比亚从英国取走，请看这个国家的光辉一下子就会削弱多少！莎士比亚使英国的容貌变美。”同样，正因为有屈原、李白、杜甫、陆游、李清照、曹雪芹和鲁迅、曹禺、冰心等经典作家，我们的历史文化、国家风貌才显得如此富有魅力。中外文明史证明，文学使世界增辉，使心灵灿烂，使社会和谐，使人类进步。而经典作家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学的标识，甚而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没有好的文学，那是没有希望的。 　　生活告诉我们，不论国王和平民，还是商人和民工，人们对精神家园和心灵港湾都有种神秘而本能的向往与渴望，区别只是取向不同而已，拿破仑特别喜爱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他不但读过七遍，而且在金戈铁马的征程上，也要携带着这本书。人们注意到，萨达姆?侯赛因在被美国兵从地窖里揪出的时候，身边放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当然，与此不可同日而语的是卡尔?马克思对文学的酷爱、认知和运用，他每年都要读一读埃斯库罗斯的原著，精读歌德等作家的作品，而对莎士比亚戏剧中很不打眼的人物，他都很熟悉。他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而恩格斯则认为，从巴尔扎克作品中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专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与此有关，恩格斯在评价19世纪以普希金为代表的俄国文学时说：俄罗斯文学方面的那个历史的和批判的学派，比德国和法国官方历史科学在这方面所创建的一切都要高明得多。 　　文明的积累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推动力。文学也是在积累中发展的。两千多年来，在孔子文学观的影响下，从《诗经》直到新中国建立后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以重道德、重信念、重人格为主调的文学传统，这是中国文学薪火相传的血脉。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得到空前的繁荣，创作出版了一些优秀的作品。从第一届到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从《冬天里的春天》《芙蓉镇》到《长恨歌》《张居正》，可以说集中体现了新时期小说创作的风貌、水平和成果。这些作品发扬了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开掘文学的本土资源，学习经典文学，弘扬民族文化，反映时代风貌，体现出相当程度的文学价值和人文情怀。 　　同时，应该看到一些很好的作品，并没有很广泛地进入广大读者的审美视野，远未达到像当年《阿Q正传》《雷雨》《红岩》等等作品那样的艺术反响。这除了作品本身还缺乏更大的艺术震撼力和思想穿透力而外，当然和时下的文化环境有关系，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如何培育起健康的阅读风气。19世纪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所写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版以后，“所有的人手里都有这本书，人们贪婪地读着它，并用眼泪浸湿了它”。林肯总统还接见和夸赞了作者。2005年，墨西哥城近郊城市的市长，下令警察必须读名著，否则不予升职。这一着还果然见效，警察素养得到提高，犯罪率下降，老百姓欢迎。前一个例子说明吸引读者还得靠作品的艺术魅力，靠读者自觉自愿；后一个例子说明若措施得力也还奏效。近来，电视广播推出各种“讲坛”，也不失为一个推广普及经典名著的办法。但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是影响认真读原著。电视往往使听众被动地接受讲话和图像。而阅读经典是需要好奇心、求知欲、想像力和再创造精神的。长此下去，“没有人再关心文学的自身品质、它的意味、修辞”，“丢失了感应，它似乎已激发不起人们情感的波澜，拨动不了人们的心弦，引发不起人们对它的韵致、艺术匠心的悠长品味”（参见杨胜刚、黄毓《批评怎样对文学负责》）。 　　再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提升社会的文学意识与人文情怀。高科技需要高情感，经济科学的发展必须伴之以精神文化的和谐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有些杰出科学家是十分清醒的。钱学森多次谈到教育要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一文中说“我们不应仅仅满足于回顾她的工作成就为人类作出的贡献。杰出人物的道德品质可能比纯粹理智的成果对一个时代以及整个历史进程所具有的意义还要大。”这些话，值得人们深长思之。 　　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第七次作代会上的讲话指出：“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人类生命繁衍、财富创造的物质文明发展史，更是人类文化积累、文明传承的精神文明发展史。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进步的烙印。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之中。”作为文学工作者，应该不辱使命，按照时代的要求，为文学精神的弘扬，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艰苦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