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中国当代公私收藏　　.docVIP

转型中的中国当代公私收藏　　 　　20世纪在中国收藏史上的重要性，怎么评价也不过分。尤其是20世纪初和世纪末，因为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而使收藏活动及收藏观都带有鲜明的转型特征。 　　与中国传统收藏相比，20世纪中国近现代收藏呈现出两个转折：一是传统秘藏观逐渐被公用公享的新式收藏观所取代，　“公藏”成为中国收藏发展的主流；一是收藏主要由怡情养性和考证研究而日益向投资、投机的方向靠拢，致使原本属于小众的雅好，渐成为大众分享的“盛宴”。前一转变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并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即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公私收藏有重要影响，这一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后一转变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并将主导着2l世纪初中国收藏的走向。 　　由于收藏的这两次转型都是受外部因素促成，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国际的影响融入其中，也使中国收藏尤其是私人收藏，已不再是关乎一家一姓的事情，而更具有社会和民族的属性，乃至关乎国家的荣誉，而这些都同时左右着中国当代公私收藏的格局。 　　 　　前30年：私藏归公潮 　　 　　当代中国60年的收藏历程正好可分为前后两段。前30年的收藏主导特色可以“私藏归公”来概括。 　　中国私人收藏源远流长，而公共收藏则是20世纪的新生事物。自1905年张謇建南通博物苑及1912年北京古物陈列所成立后的10余年间，全国各省都相继建立了博物馆和图书馆。公共收藏起步虽晚，但它在嘉惠学者、恩泽后代、促进社会发展进步，以及节约管理成本和提高管理水平等方面，无疑较私人收藏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加之中国近代局势动荡，公共收藏较私人收藏相对安全稳定，同时也符合世界收藏文化发展的潮流，故在20世纪的上半叶，传统的世代秘藏转向公享公用已成为社会进步人士的共识，化私为公的收藏观也成为一种社会的主流。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生的文博事业急需私家收藏的支持。社会上层人士及著名收藏家延续着民国年间业已成型的化私为公的收藏观，带头捐献家藏秘笈文物，如当时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天津市副市长周叔瞍、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柳亚子以及著名陶瓷学家陈万里等，先后将数十年甚至数代来之不易的家藏珍品捐献国家博物馆，从而带动了全国范围的捐献文物热潮，各地博物馆中的许多经典收藏也是在此时汇聚。如1951年，清末著名收藏家潘祖荫收藏的两件西周时期的青铜重器――大克鼎和大盂鼎，被潘氏家族后人潘达于捐献给国家。1952年，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将我国存世最早的山水画卷――隋展子虔《游春图》捐献国家；1956年，又将晋陆机《平复帖》等珍贵的书画名迹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文化部颁发的褒奖状上写道：　“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1965年，张伯驹又将30多件收藏珍品捐给吉林博物馆。 　　将自己的财富和精力用于保存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遗产并无私奉献国家，这是一个收藏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对自己的收藏情怀，张伯驹是这样解释的：　“予所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高尚的历史责任感和浓浓的爱国热情，使张伯驹成为中国当代收藏家的楷模。 　　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30年间，在“大公无私”及鼓励文物捐献的政治背景中，私人收藏受到抑制，但民间收藏仍保有相当规模，这在“文革”期间的“破四旧”和抄家风中得到验证。当时“造反派”从许多人家抄出的文物、藏品多是以卡车为单位来计算的。十年浩劫对文物尤其是私人收藏所造成的损失，至今尚难以确切估计。那是曾令无数藏家伤心痛绝的年代。在这一特殊的时期，博物馆成为私家珍藏的避难所。 　　李鸿章的侄孙(李鸿章五弟的孙子)李荫轩是著名的古钱币和青铜器收藏家。在“文革”被抄家之时，为使藏品得到保全，情急之下决定全部捐献国家。由于处于特殊时期，上海博物馆无法接受捐献，只能代为保管。1979年落实政策时，李氏家族将博物馆代为保管的藏品全部捐献上海博物馆。 　　在私人收藏受到极大扼制并复归隐秘的时期，公共收藏除大量接收和低价收购民间流散文物外，考古发掘品也成为博物馆收藏的重要来源。据陕西省文物部门统计，仅1949到1979年这30年间，陕西省一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就达3000多件。出土古物渐成为各地博物馆继收纳私藏之外的另一条重要扩容途径。 　　 　　后30年：收藏“资本化”时代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质量显著提高，政治氛围日渐宽松，长期受压抑的收藏热望被迅速鼓动起来。如果说20世纪初收藏观的转型更多地受政治、文化因素的左右，20世纪末的中国收藏则受经济因素影响更直接，　“入市”成为鲜明的时代标签。 　　30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