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冰花》批判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儿童电影.docVIP

《鲁冰花》批判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儿童电影 　　《鲁冰花》是由杨立国执导的一部儿童题材电影，1989年上映后，在两岸三地均引发了强烈反响，同名插曲更是成为影响一代人的经典记忆。影片以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乡村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农家男孩追求绘画梦想的故事。与多数儿童电影的冲和淡泊不同，本片犀利地揭露了社会现实，将古阿明不幸的夭折，与贫富差距、家庭安全感等问题连接在一起，并对当时的教育方式提出了大胆质疑。孩童内心的温情、天才殒落的反思，并称为《鲁冰花》的两大主题，二者共同谱写了一曲凄美的童年挽歌。 　　一、 成长过程中的亲情缺失 　　亲情是儿童题材电影必不可少的要素，它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凭借坚韧与牢固的特质，成为影视作品获取观众共鸣的不二主题。以农村为背景的故事更是如此，日复一日的劳作，让家庭成员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共同体，而田园牧歌一词所包含的意蕴，就像亲情一样质朴、温馨而简单。在影片《鲁冰花》中，亲情并不是矛盾漩涡中心的主题，却是这个家庭悲剧的根源，导演有意设置这条暗线，与阿明绘画梦想的明线相交叉，目的是引导观众，以一种悲悯的眼光去审视片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形象。 　　“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无论是重复响起的歌曲，还是片头出现的小花，都指向同一个核心角色――母亲。然而这个人物至始至终都是模糊的，通过父亲、茶妹的只言片语，可以抽象出一个传统中国式的母亲形象，她过度劳累过早离去，短暂的人生中只有贫穷与病痛焦灼的痕迹，却因勤劳而显得格外美丽。当阿明询问姐姐是否记得母亲的外貌时，茶妹的描述依然没有任何体貌特征，只有母亲戴着斗笠的身影，斗笠上插着一朵娇艳的鲁冰花。导演没有使用场景重现刻意制造苦情的效果，而是仅靠文本描述，这一方面是为了衬托阿明非凡的想象力，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叙事手法考虑，保持偏于平实的逐步推进。鲁冰花无疑是母亲的象征，她归根于贫瘠的山岭，化作春泥滋养着茶树，守护着人间的一双儿女，因此在阿明的画像中，母亲呈现出忧伤的姿态，侧面表现了这个家庭的困窘与残缺。 　　母亲角色的缺失，直接影响了父亲的性格，长期自责滋生出一种无意识的暴躁，在责打中成长的姐弟，则分别代表着儿童身上的社会性与自然性特征。姐姐懂事早熟，操持着全家的生计，却依然不失儿童的纯真；弟弟顽皮可爱，拥有极强的想象力和一颗敏感、善良的童心。他们内心憎恶贫穷、渴望母爱，这样细腻的情感往往隐藏在快乐的表象背后。因此，影片用了较长的篇幅展现姐弟的生活，竹筏、猪草、水牛、皮球，许多原生态的符号，强调了故事的原真性与生命力，而阿明摇晃着竹筏，向小猪的嘴里吹气，将水牛糊满泥巴，踢皮球打碎教室的玻璃，这些镜头进一步放大了批判力度和美学价值，不仅完成了乡村意象的自然表现，更加凸显了影片对人性本真的追求，为后文揭露社会黑暗埋下了伏笔。 　　二、 教育体制中的固化思维 　　与家庭相对应，学校可以说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另一重要背景，教育唤醒了儿童内心的社会性角色，就如美国教育学家辛格尔顿所言：“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观点看，学校作为社会制度或文化系统的存在，不仅是教育系统，也是社会体系、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1]反观电影《鲁冰花》，它所展现的校园生活存在两面性，既包含了童年的纯真与快乐，同时也深度展现了当时学校系统中的诸多问题。 　　在公共资源并不发达的年代，素质教育、个性教育等概念尚未普及，中小学的教学方式普遍比较单一，目的是培养中规中矩、适合现行体制的学生。小画家阿明显然不属于此列，尽管功课不好、家境贫困，随时面临着辍学，他依然保持着孩子活泼顽皮的天性，整天和伙伴们肆无忌惮地打闹。作为一个贫苦茶农的儿子，一个训导主任和教官眼里的“差等生”，阿明无疑是不入流的。对他而言，周遭世界充满了偏见与不屑，出众的绘画天赋本是一种幸运，却成了特定情况下的不幸，被埋没和误解，是俗世中天才注定的宿命。老师们为了一张选票、一套西装，千方百计地讨好乡长儿子，硬生生剥夺了阿明的参赛权力，唏嘘背后，看到的是深刻的反思，成人世界的“成功准则”，对孩子的心灵造成了莫大的戕害。 　　抛去教师群体的失职，单就教学方式而言，将儿童固定为成人的观念，以及个性教育的缺乏，都是造成这个悲剧的罪魁祸首。乡长公子林志鸿只会命题作图，画教室要数好人数，连画旗上的星星都要量好角度，这样的画作固然出色，却像一张定板的照片，只有无限接近于现实的色彩，丝毫不见儿童天真的想象，只有像这样用左脑丈量物体的“天才”，才符合成人世界的规则。可见，刻板的教条在无形中扼杀了儿童的想象力，让他们过早的学会循规蹈矩，假如阿明最后免于死亡，随着年龄增长，他的绘画天赋也必将被这些千篇一律的教条所泯灭，成为时间的殉葬品。 　　演讲比赛这一情节，更加深刻地批判了教育体制中的固化思维，台上的女孩不过四年级，却在用成人的论调朗读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