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政策之德与法.doc

“老人跌倒无人敢扶，这是不该发生的事，是一些人在道德取向上一时之间犯了糊涂，这让我们很遗憾。”在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中央文明办一官员否认“道德滑坡”这一社会判断。此言论见诸报端，立刻引来质疑，因为公众的感受与官员的感受似乎存在不小的落差。其实，仔细想来，这位文明办官员的话也没有错，国人的传统道德观中，对老人倒地不去搀扶帮助的现象，的确一贯持有批判态度。国人的道德价值体系，在一系列的新闻事件发生后，生成的巨大舆论压力中可见一斑。在“我爸是李刚”事件中，人们嫌恶官二代的嚣张；在杭州“70码飙车”事件中，人们鄙视富二代的跋扈；在郭美美、卢美美事件后，慈善组织受捐额急剧下降也表明了国人的道德立场。从这些舆论中，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公众道德观念的沦丧，而是在道德立场上的严苛与严肃。彭宇案实在太典型了，以至于当需要论述法律以及官方对于民间道德的引导、影响的巨大作用时，你很难绕开这个被引用了无数次的故事。当法官判彭宇赔偿4万多元时，他惩罚的远不止一个彭宇，而是剥夺了全体公民在道德取舍中不犯糊涂的权利。当天津的法官要用“惊吓”为由判许云鹤承担责任时，他惊吓到的不止一个许云鹤，而是扰乱了全体公民的道德体系。 　　从理论上讲，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其宗旨是为人民服务，长期以来也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有效的规范、制度，我们可以称之为官德或政治伦理，它形成了50年代初清廉、亲民、朴素的政风。但在1978年以来巨大的社会变动之下，这套自延安时期以来传统的政治伦理渐渐瓦解，失去了规范的作用，只具有口号的抽象的意义，而政治伦理的实质已发生剧烈的变化，这就是以权谋私、贪渎腐败之风的大面积泛滥。 　　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中国人自古便“以吏为师”，原因在于中国传统上直到目前仍是“官本位”的社会，不是以法治国，而是以德治国，在没有法律和制度的有效制约下，政治的清明与否全系于做官的人的品德、操守，清正廉明、道德高尚者能够领袖群伦，垂范社会，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相反，如果大部分官员放纵自己的私欲，以至于道德败坏，便直接诱发、刺激了社会风气、公共道德的败坏。应该看到，在一个以德治国的国度里，政治的权威与道德的权威是合一的，吏治腐败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道德权威的失落，政治的腐败就是道德的腐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里具有了黑色幽默的意味。 　　官德的败坏不止于腐败，还在于官员们公民权利意识的淡漠，法律意识、平等意识、责任意识的淡漠。从近年来暴露出的案件看，个别官员的主人意识、权力意识、等级意识和优越感极度膨胀，鄙视平民百姓，对百姓的生命和权利视若无睹，冷漠残忍的作风极其恶劣。 　　官德败坏的另一大表现同时也最让百姓困惑的是用人选人的机制出了问题，那些为政清廉、正直坦白、深得民心者往往得不到好下场。相反，那些精于为官之道，老于人情世故，擅长溜须拍马，走上层路线而不受百姓欢迎者往往官运亨通。这些年揭露出来的腐败者哪一个不是道德败坏、品质恶劣者?令人气愤的是，这些人一面被百姓和纪检部门举报，却一面好官照做。官场上的“劣币驱逐良币”给那些想从政的人什么样的示范效应可想而知。 　　造成官德败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直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的失去制约。在一个充满着机会和诱惑的环境下，手中又握有无限制的可以换取所需一切的权力就是危险的，要熄灭欲望之火仅靠官员个人良心的约束是困难的，必须有实质的外在的制约，这一点已被中外反腐败的历史反复证明。 　　所以，要扭转社会风气和公共道德，首先要整顿吏治，转变官风和官德，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官员们在意识中多一点公仆的意识和对政治的责任伦理意识，更重要的是改革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营造制约权力的法律、制度环境，持之以恒，外在的硬约束就会转化为内在的自觉的软约束。抓干部的思想、作风固然重要，但上述问题不解决，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这一点，邓小平早在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便做过鞭辟入里的剖析。 也说中国社会道德严重滑坡的根源 广东佛山两岁女童小悦悦的死再次引发了国人对中国社会道德的讨论。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连政府领导人也公开承认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道德滑坡。是的，这些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几年，中国社会出现大量触目惊心、人神共愤的道德沦丧的事例。败坏的社会风气使生活在“幸福广东”的人越来越没有幸福感，使生活在“和谐社会”的人越来越没有和谐感。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道德滑坡呢？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滑坡的根源在哪里呢？小悦悦事件以后，我看到了不少探讨这个根源的文章，它们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 有人说，今天的道德沦丧，根子在毛泽东身上，在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上；是他和他领导的那场革命破坏了中国的传统道德。 也有人说，今天的道德沦丧，根子在改革开放上，在这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