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与中华文化》第2章 道学的产生与传承 第6节 议论式哲学传承的功过.docVIP

《中国哲学与中华文化》第2章 道学的产生与传承 第6节 议论式哲学传承的功过 第六节 论议式哲学传承的功过 ? 对于中国古典哲学的传承形式，因为前人论之很少，因而，没有一个科学的界定可以依从。我在这里论其不同形式，是以历史实际的这样一个既定事实而行区分的：八卦、《连山》、《归藏》、《周易》，这种以哲学语言创造出来的哲学符号组成的图案画为主，用文字注、解、阐、释性文字为图案画服务的哲学传承形式，可按人们的习惯，称其为“八卦传承形式”；以纯文字写成的、谈道学理论为主、以举事例为解释道理服务的书，我们也依历史上的习称，谓之以“道书传承形式”；还有一种形式是最大量的：这就是中国古代一些哲学家们，应用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为其指导思想，为其研究和解决如何修身、齐家、治国、用兵、平天下、防病治病、发展工农业生产等类学术著作，可谓之以“论议传承形式”。因为，这种著作的写作之主旨，并不是为了传播哲学思想理论，而是为了研究、探讨、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但是，它事实上则是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传承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所以，就将其定称为“论议传承形式”。 论议型哲学理论传承形式的著作，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数量最多，门类最广，其对于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的传播、传承、历史嬗变的影响也最大，故不能不加以讨论。 （一）先说“论议传承”哲学之功： ⑴ 传播道理广泛 论议哲学传承形式的历史功绩之一，就是在我国的历史上开启了一个理论联系实际学哲学、用哲学的民族思想风气，并由此而使我中华民族的思想精神，不断地受到哲学思想理论的熏陶，使之不断升华到哲学思维的一种境界，由此而逐渐在历史的进程之中，形成勤劳、智慧、勇敢的伟大民族精神。世界各地的历史发展证明，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中，只产生几位哲学家，而其思想在广大民众之中得不到很广泛的传播、学习和应用，则不足以改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国民的思想精神。而只有当一种历史、唯物、辨证、求实、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理论从哲学家的著作中、书斋里走出来，深入普及到最广大的人民之中，植根于他们的思维活动之中，化作他们的日常思想行为体现，这种思想理论才会发挥其塑造一个民族、改造一个社会、创造一种社会历史飞跃式发展的巨大力量。在中华民族的实际历史上，人民大众的思想意识中朴素的唯物辨证哲学思想，大多数不是他们直接从哲学思想理论著中获得的，而是从诸子百家那种谈修身、论齐家、讲文艺、说医药、言军事、阐述日常衣、食、住、行等具体事理中受到启发，受到教育，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才具有的。所以，论议式的道理传承形式在这方面，是客观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的。事实上，这也正是将哲学思想以理论联系实际、生动活泼、易学易懂地向人民大众进行宣传、普及的一种很好的有效形式，是应用科学思想转变民族思想精神的催化剂。 对此，我们可以用比较的方法，将东西方哲学对社会历史进步的影响进行一个对比，或许我们就会认识得更清楚一些。 西方哲学思想产生也同中国一样，是比较早的。有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如古希腊的巴门尼德、芝诺、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有逍遥派哲学家，如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以及德奥佛拉斯多斯、斯特拉图等；有唯物主义哲学家，如古希腊的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阿那克萨哥拉，以及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等人。他们都生活于公无前6世纪到公无前3世纪之间。但是，他们的学说对于人民大众的影响却难以与中国相比。因为，虽有哲学著作，则不能形成如中国历史上那样诸子百家引用哲学观点研究、讨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学术氛围，没有一种将哲学从哲学家的书籍中理论联系实际地介绍给人民大众的一种“媒介”性传播渠道。正因为是如此，在公元前的历史上，东西方人民的思想精神就不一样： 在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唯物、辨证、求实的道学思想就已经相当普及，“百家争鸣”，官吏治国之论，都充满了这种极其可贵的哲学思维精神。如管仲说：“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勇而不义伤兵，仁则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又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在他的精心策划和治理下，齐国很快就富强起来，齐桓公也成为名震一时的霸主。管仲不信鬼神，但有时他也谈鬼谈神，且说得都有鼻子有眼，就像他当真见过似的。如我们在关于“河图”、“洛书”的讨论中举过他的例子那样。不过，管仲对此也一语道破其玄机：“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同样，孔子等不少人也都不信鬼神，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名言；战国时期，除了大多数学者不信鬼神外，还有不少地方官也都有是无神论者。如西门豹